四月十八日，浙江巡抚张延登向朝廷汇报称：“自从去年闽地海盗侵入浙江沿海地区爱，我亲自指挥三个区域的水陆官兵联合围剿，迫使海盗败退逃跑。最近的情报显示，自李芝奇背叛郑芝龙及其党羽后，包括陈成宇、白毛老、赤紫哥和桂叔老等人率领的海盗团伙已逃窜至闽粤交界地带，聚集了大约六百多艘船只，在广阔海域活动不定。鉴于当地遭遇饥荒，资源匮乏，海盗可能利用有利风向迅速行动，一旦再次入侵，将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加强海禁是当前最重要的后续对策。追溯海寇的起源，是因为闽地百姓私自与海外交易牟取暴利所致，人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一弊端引发了无法收拾的局面。在闽浙交界的沙堤一带，原本设有界限禁止闽浙两地船只互过，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三月，时任巡抚潘汝祯向朝廷上奏，指出了浙江与福建两省均面临沿海以及临近倭寇的问题，他担忧有奸猾之民会勾结倭寇，因此提议严禁两地之间的船只往来，以防不测。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项禁令执行松懈，船只间的进出不再受到严格限制，最终导致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海寇趁机大举侵犯浙江沿海地区。
我详细调查后发现，闽籍船只给浙江带来的主要威胁有两个方面，一是运送杉木的船只，福建延平、汀州、邵武、建宁四府盛产杉木，木材商将木材通过河流运至洪塘、南台、宁波等地销售，表面上载运杉木，实则夹带丝绸和棉花，利用海船走私海外，一艘兴化府的大海船租金高达八十两以上，利润丰厚。二是从事捕捞带鱼的船只，台州大陈山、昌之韭山、宁波普院山等地带鱼丰富，福建莆田、福清等地渔民擅长捕捞，每年八九月集结大量船只前往捕鱼，常常达数百艘，形成规模庞大且组织严密的群体，直至次年正月才返回，其间官军都不敢监管。
这两种船只往往与海盗勾结，海盗在大陈山等岛屿设立据点，自封首领，发放类似凭证的“印票”，根据船只大小收取不同额度的保护费，有的收五十两，有的二十或三十两，贩运货物之前称为“报水”，贩卖完成后缴纳费用称为“交票”，这种机制严格且准时。因此，这两种船成为了勾结海盗的重要媒介。
此外，浙江本地也有船只参与违法勾当，其中以所谓的“奸船”最为突出。之前说的捕鱼船会在山上搭建工厂或仓库，将船只停泊在海上，内地的奸诈百姓就会假装打着乡绅旗号，用大小船只搭载酒米等物品与渔船进行交易，同时暗中运送违禁品如硝石、硫磺等供给海盗，从中获取高额利润，使得原本贫瘠的海洋犹如闹市一般物品丰富，全都是因为这些划船的人充当了为盗贼团伙运输军粮的角色。
为了有效清理海禁，必须严格禁止上述三种类型的船只活动。有人说码头港口可以收取船税，担心禁船会影响商业流通和税收来源，他们不知道按照旧规，南北货物交换应在沙埕进行转运，南方来的糖、靛蓝、藤条等商品需换乘浙江船只才能进入内陆，北方去的桃、枣、药材等货物需换乘福建船只才能出海，对于运送杉木的船只同样可以要求强制转运。严格执行海禁政策后，凡是从外洋直接抵达定海等地的船只都将受到严厉处罚。这样不仅便于稽查管理，而且不会导致税收断绝。
还有人担忧海上居民生计问题，如果禁船会妨碍他们采集渔猎。我又调查了解到，那些大型且设备优良的船只，其桅杆和木桨设计高效，航行速度极快，最容易被海盗等利用勾结。现在应该让沿海各县衙门对渔船进行编号管理，只允许使用较小的双桨小船在靠近海岸线的地方作业，每日出海必须朝出暮归，不允许深入远洋岛屿。小船因其载重量有限且活动范围受限，难以大规模运输违禁物资，同时取消各类挂着官方标志的船只，此举兼顾了公共安全和个人生计。”
译者注：1.张延登的分析和建议切中了当时社会经济与治安问题的关键，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诸多困难。首先，严格的海禁政策可能对沿海居民的生活产生严重影响，渔业生产和商贸活动受限可能导致民生艰难。其次，走私活动背后的利益链条错综复杂，涉及到官商勾结、地方势力等多种因素，单纯依靠行政命令难以根除。再者，加强海禁的同时还需要提高海军实力和海岸警戒能力，以有效抵御海盗入侵。
假设张延登的建议被朝廷采纳并得到坚决执行，可能会在短期内遏制海盗活动，改善沿海地区的治安状况。然而，如果不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如贫富差距、官僚腐败以及沿海居民生计问题，海盗活动很可能会在海禁稍有放松时卷土重来。此外，明朝末期整个国家正面临内忧外患的多重危机，仅仅依靠局部地区的海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国家的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