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的修谱，受到朝廷的提倡。顺治十八年始修皇帝的家谱《宗室玉牒》，定制十年续修一次，乾隆九年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圣谕广训》明确号召“修族谱以联疏远”，以此作为笃宗族的手段。事实上，民间也是这样认识的，江苏武进潘姓便把未修族谱看作是“有违圣祖仁皇帝敦孝弟、笃宗族之训，遂招集族人，急急而续修之”2。清朝官员贯彻朝廷的要求，康熙中，湖南宜章知县蒋宗芝鉴于该地人视修谱为“不急之务”，加以劝说，该地大姓立即响应，“于是族谱之作始盛”3。
朝廷的提倡，绅士的响应，形成了清代族谱的一个特点，即把圣谕载入谱书，或把顺治九年，清朝要求人民学习朱元璋“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的“圣谕六言”，载入族谱，大量的是把康熙《上谕十六字》收入族谱，有的族谱甚至把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也收入族谱，如乾隆时修湖南《吴氏重修族谱》、浙江《萧山新田施氏宗谱》收入嘉庄时抄录的《圣谕广训》，道光时所修四川仪陇《胡氏宗谱》也录入《圣谕广训》。而以此所制定的宗规家训就更多了。如同治十年四川唐氏所修《家训十则》的具体内容，基本是照搬《圣谕广训》1。有的族谱要求“圣谕当遵”，即以这些“圣谕”治理宗族。清代族谱的这种特点，表明族谱进一步纳入政治范畴，“圣谕”更加深入人们的生活。
族田宗族共同体为了祭祀祖先，维持祠堂的各项费用，修纂族谱，以及赡养和培养族人，需要一定的经济费用，因此，很多宗族设置了宗族集体的公共财产——族田。
族田的名称很多，大致可分为祭田和义田两类。种类不同，管理也有差别。乾隆年间江苏巡抚庄有恭就清代族田问题指出：“直省士庶之家，其笃念亲友者，每立祀产以供先世蒸尝，立义田以赡同宗贫乏，其祀产、义田岁所收获，除完纳条漕及春秋祭扫、赡给支销外，所有赢余，俱储积以备饥年之用。”2祀产主要是指祭田，又叫祠田、祀田、蒸尝田等，一般的宗族都有数量不等的这类土地，收入主要作为祭祖的费用，因祭田附属于祠堂，祭田的管理，也多同祠堂的组织形式一致。大的宗祠设专人管理，如江苏武进吴氏宗族规定：“公堂祭田，必才品兼优者方可令其经管，令举一人总理，二人监察。”3多数宗族由各支轮流管理祠堂和祭田，如乾隆时广东归善张2《毗陵永宁潘氏宗谱》卷1《潘氏续修宗谱序》。
3《曹氏族谱》蒋宗芝序。
1《唐氏族谱》卷1。
2《皇清奏议》卷50《请定盗卖盗买祀产义田之例》。
3《吴氏宗谱》卷1《宗规》。
姓共有尝田五石，由五房轮流收租办祭。江西上饶王姓有祀田十八石，由三房轮流收租供祭4。江西会昌刘氏有“公共祖遗祭田一处”，“原系各房每年佥点经管公堂首事，收租完粮祭祀用度”1。祭田数量不大，一般是几十亩，但它是普遍存在的。义田，又称润族田、公田，设立义田是为了“供一族之公用”2。主要用来赡族，赡族的费用比祭田的费用大，义田的数量一般也比祭田多，常是几百亩，甚至上千亩。义田多的宗族，除了类似祭田的管理方法外，往往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义庄。义庄有专门的房屋和人员，江苏常熟王氏有一千多亩义田，用给“力不能自养者”，并奖励孀妇和贞孝者，设怀义堂义庄，“择诚实有力者一正二副，或本族或异姓，听怀义堂后裔请定”3。义田在全国出现的地区很多，但主要集中于江苏南部。族田收入的用途，庄有恭认为是完纳国课（条漕）、祭祖扫墓、赡族、储积备荒。桐城方氏用于建房屋、岁祀、助葬、赈不能自存者、助学、置田，广东是祭祀、助学、赡族、救荒，综合起来，可概括为完纳国课、祭祀、赡族、助学、救荒五项，而以祭祀、赡族、助学为主。因此，就有了祭田、润族田、学田的名称。有的宗族因专门设立助学的田产，这类土地称为书田、义塾田、学田、膏火庆田等，不妨用书田概称之。设有书田的宗族，一般也同时设立义学，培养本支或本族子弟。在江苏昭文，归氏“其田之供祀事者以百计，资本支子弟读书者以千计，谓之书田”4。
族正制度族正制是伴随保甲制而出现的。清朝十分重视推行保甲制，雍正帝以保甲制为弥盗良法，鉴于保甲制奉行不力的情况，在雍正四年严饬力行。他针对聚族而居地区的实际情形，规定：“凡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遍查者，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J族敬惮之人，立为族正。如有匪类，报官究治，徇情隐匿者与保甲一体治罪。”1族正的作用是稽察匪类，起到保甲的职能。
雍正朝以后，清朝在聚族而居的福建、广东、江西等省曾大规模地推行族正制。除通过族正制实行保甲制的作用外，还为了惩治宗族的械斗、健讼，治理宗族带来的社会问题，加强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控制。乾隆时期最先推行族正制的是福建省的漳州和泉州两府，这里械斗之风甚盛，乾隆二年，4《清代地租形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页，390页。
1《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下册，第704页。
2《毗陵冯氏宗谱》卷20《始立公帑碑记》。
3《太原王氏家乘》卷7。
4《养一斋文集》卷9《昭文归氏书田记》。
1《清朝文献通考》卷23《职役三》。
福建地方官郝玉麟等建议重惩为首起意械斗之人和因小事互相格斗者，还提出：“泉、漳等处，大姓聚族而居，多至数千余丁，非乡保所不能稽查，是以族长之外，设立族正、房长，官给印照，责令约束族丁，嗣后请严行申饬，如有作奸犯科者，除将本人定罪外，其族正、房长予以连坐。”2乾隆帝同意实行。乾隆十三年，又在全省推广族正制3。广东推广族正制是在乾隆六年，按察使潘思榘对该省宗族的械斗在于祭田收入管理不善，所用非宜，建议仿照宋代范仲淹义田法，令地方官让每族公举老成公正二人，为族正、副，管理尝租，不得用于械斗讼费，否则“究处族正、副，追出讼费买谷，增贮社仓，以赈乡里”1。被乾隆帝批准。乾隆十五年，广东又推广了族正制2。江西也在乾隆七年试行族正制3，其内容是：“酌定祠规，列示祠中，予以化导约束之责，族中有口角争讼之事，传集祠正，秉公分剖，先以家法劝戒。”4“所有祠费但充祠中正用，永不许取具讼之资。”5江西的族正又称祠正，职责是掌握祠堂权力，按照国家要求约束宗族。
闽、粤、赣三省的族正制各有特点，族正具有的权力，江西最大，广东次之，福建最小。族正的职权是：“合族子姓俱听族正、副约束，有口事不法，听族正、副教训，不从禀究，遇有两姓互争田土钱债丧葬婚姻及一切口角微嫌失误，许两姓之族正、副公处，处断不明，将两造情事，据实直书，粘连各原词，禀官剖断，毋许两姓凶械人命”。族正被赋予了一定的管理权和司法权，可“约束”、“教训”族众，处理族内纠纷，并有“禀官”的权力。族正还管理族田的收入和使用：“除每年祭祀费用外，其余酌给族正、副饩廪，并周恤该族贫窭孤寡，如尚有余，建学延师，训课族中俊秀，不许丝毫妄干，每年底将该年所收租息共若干石，祭祀、师生修金、膏火若干石，周恤族人贫乏若干石，有无剩余，逐一开造清册，呈送州县核查存案。”族正称职与否，有赏有罚：“如果一年之内，尝租所入无私，族人安静无事，年底地方官给予花红，仍令充当，三年已满，毫无过犯，生员即以优生荐举，详给匾额，以示鼓励。”“倘有敢违，因仍前弊，尝租不归实用，以及族人造事生端，好勇斗狠，既不规劝，又复徇隐故纵，除本犯按律究拟外，族正副、保甲一例治罪。其有首先寻衅及同恶相济并挟嫌诬禀者，事发之日，依律治罪，如系生监，情轻则传教官当堂责儆，情重则详革究拟，另举充补。尝租一并入官充公，倘五年后该族众果能悔过自新，出具不敢有犯听处甘2《清高宗实录》卷69，乾隆二年八月。
3《清高宗实录》卷313，乾隆十三年四月。
1《清高宗实录》卷317，乾隆六年二月。
2《广东清代档案录》，《户役·田宅·山坟》。
3《培远堂偶存稿》卷13《谕议每族各设约正》。
4《皇朝经世文编》卷58《寄杨朴园景素书》。
5《西江政要》，道光三年七月《民间选立族正劝化章程》。
结，地方官出具印结，通送所□酌□归返尝租，以示鼓励。”1综上所述，清廷要求宗族选举产生的族正，是其所在宗族中有影响的人物，可以作为宗族的代表，向政府承诺自治的义务，同时，族正又握有政府予以的权力管理族人。族正既不同于族长，又不同于政府官员，身份具有双重性，成为政府与宗族之间的媒介，也可以说是一种“职役”，族正制的实行，目的是使宗族纳入到政权的控制之下。
族正制的实行并非通行无阻。乾隆中叶，伴随着人口膨胀和吏治不清，宗族的势力膨胀，械斗、健讼等行为日益严重化，影响清代的地方社会秩序，族正制并没有起到清朝预期的效果。因此，清政府采取了扼制宗族发展的新措施，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针对江西省宗族势力的发展，通饬各属，将各宗族荒诞不经之始祖牌位查毁，谱并削正，撤回在外府州县奉附的支祖，废掉在省城、府城建立的宗祠2。乾隆帝还下令全国仿照江西进行稽察3。乾隆三十一年，广东巡抚王检，也因宗族尝租每滋械斗之弊，请求散其田产，乾隆帝命令“督抚严饬地方官实力查察，如有此等自恃祠产丰厚，以致纠合族众械斗毙命，及给产顶凶之事，除将本犯按律严惩外，照该抚所请，将祠内所有田产声明，分给一族之人，俾凶徒知所警惧，而守分之善良，仍得保有世业，以赡族人，于风俗人心较有裨益著将此通谕各省督抚，饬属一体留心妥办”1。江西、广东对宗族的治理，两次都被乾隆帝向全国推广，构成了清中叶政府对祠堂、祠产打击和抑制的较为普遍行为。乾隆帝在后期也改变了对族正的看法，五十四年，福建巡抚徐嗣曾为治理福建械斗，建议责成族正约束族人，“一岁之中，族内全无命盗械斗等案，给匾奖励，三年无犯及能将滋事匪徒查缚送官者，奏给顶带”2。乾隆帝认为“各处族正，鲜有奉公守法之人设再明将降谕旨，责令专办，给以顶带，其弊盖无所底止”3，不准徐氏实行，乾隆帝此时对族正制持保留态度。
1《广东清代档案录》，《户役·田宅·山坟》。
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辑，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3《清高宗实录》卷709，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庚子。
1《定例汇编》卷9《户例·田宅》。
2《清高宗实录》卷1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庚戌。
3《清高宗实录》卷1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辛亥。
第四章手工业技术及有关的工程第一节建筑标准程式化的趋向清代的建筑，基本上沿着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继续发展，其形式与做法趋于标准程式，同时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1734年清政府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统一了宫廷建筑构件的模式和用料标准，简化了构造方法，从而使宫廷建筑结构体系高度成熟，同时也导致了结构僵化。民用建筑虽然也有这种发展趋势，但由于地区和民族的不同，各地区的建筑仍有相当大的差别，地方特色更加显著。清代中叶以后，建筑装饰趋向过分繁琐，定型化的花纹也失去了清新活泼的韵味，整个建筑技术处于一种迟滞的状态。
清代，建筑组群的布局十分严谨规则，尤其是宫殿与陵寝的设计和施工以“样式雷”的成就最为突出。雷发达家族从清初到光绪末年长期担任清朝的皇室建筑师，被誉称“样式雷”。雷发达，原籍江西南康，后迁居南京，在康熙初年参加皇宫扩建，负责设计工作，其后数代担任“样式房”掌案。雷氏家族从事宫廷建筑二百多年，尤其是参加了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雷氏家族留下的数以千计的图纸，绝大部分是总体平面图，在每座房屋的平面位置上注明面阔、进深、柱高的尺寸、间数和屋顶形式，而具体结构和施工则按《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雷氏家族还大量制作和推广“烫样”，用硬板做模型，可以拆卸，随时观看。这些设计方法，显示了清代建筑师在各种不同地段上，灵活而妥善地运用各种建筑体型进行空间组织的能力，也表现了他们敏锐而准确的尺度感，这些特点体现在清代的宫殿和皇家园林建筑等方面。
宫殿和园林明清两代北京的皇宫，现称故宫，是一组设计严谨、宏伟壮丽的建筑群。清沿用明故宫以后，只有部分重建和改建，总体布局基本上没有变动。故宫建筑的空间组织和立体轮廓在全局统一中又有个体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和艺术的辉煌成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群之一。
清代的园林，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超过明代。北京的圆明园，是被称为“万园之园”的著名园林，从康熙时开始创建至乾隆时才完工。圆明园周围广达三十里，拥有一百五十多所精美的宫殿和楼台，并精置山石、湖沼和花草树木。它集中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技术和艺术的特点（如江南园林布局），也吸收了西方建筑的某些精华。清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被英法侵略者所焚毁。从乾隆十五年（1750）起在北京西北郊兴建的园林，称为万寿山清漪园。咸丰十年，清漪园与圆明园同时被焚毁。光绪年间，用海军建设费二千万两修复此园，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改名为颐和园，www.youxs.org。
十八世纪初起，清在承德建造皇家离宫，兼作避暑之用，称为避暑山庄，面积500多公顷。承德离宫共有十一组喇嘛教寺院，现存八座。这些建筑的形式，吸取了西起西藏、新疆，北到蒙古，东南到浙江等许多地区著名建筑的特点，反映了各民族建筑的密切交流，形成了新的风格。
少数民族的建筑除汉族外，其他民族在建筑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同宫廷建筑相比，各民族的建筑造型更为生动活泼，富于变化。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是藏族人民建造的举世闻名的宏伟建筑。这是一组大型喇嘛教寺院建筑群，始建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现存的建筑是清顺治二年（1645）建造的，工程历时五十年1。布达拉宫依山建造，共砌平楼13层，上有宫殿三座，www.youxs.org。其建筑结构和一般寺院相同，突出的是藏族工匠对于砌墙有着熟练的技巧，不立杆，不挂线，而砌缝平整，收分准确。布达拉宫从山下直到山腰连成整体，气势宏伟，是中国古代高层宫殿建筑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夯土技术清代夯土技术有更高成就。福建、四川、陕西等地有若干建于清代中叶的三四层楼房采用土墙承重，内加竹筋，虽经地震，仍极坚实。
1《中国古代建筑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二节水利沟渠和海塘清代畿辅水利以雍正时的规模最大，主持者为允祥和朱轼，实际计划出自陈仪。其主要内容是开引河，疏泉源，筑圩岸，开沟渠，建闸涵，开田种稻。总计雍正五年至七年营造水田六千余顷1。宁夏灌区，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治的水渠最多。大的灌渠有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等。新疆的农田水利始于康熙末年，大的灌渠有察布查尔渠、旗屯渠、哈什大渠等。重点治理的海塘是海宁塘。至康熙末年，共修成石塘四千多丈及土塘六千丈。康熙五十九年（1720）朱轼在海宁老盐仓首创鱼鳞大石塘五百丈。雍正、乾隆时，海宁石塘又增修六七千丈。
治黄清代黄河基本维持明朝末年的河道，使黄淮并流入黄海。咸丰五年（1855），由于铜瓦厢决口，黄河才改道东北行，于山东利津附近流入渤海。由于黄河决口泛滥很频繁和严重，清代治河任务相当艰巨。在清代二百多年的治河斗争中，出现了一批治河专家和治河著作。如朱之锡、靳辅、陈潢、齐苏勒、嵇曾筠、高斌、白钟山、郭大昌等。顺治十四年（1657），任河道总督的朱之锡，曾提出河政十事，对河工夫役、料物、职守、建设柳园以及河工弊端等等，作了详细阐述。在实际工作中，连续堵塞了祥符、山阳、阳武、陈留等地的决口，对治河作出了贡献。康熙年间，靳辅、陈潢治河治运，经营十年，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他们修筑了河、运堤防，堵塞了大小决口，加固了高家堰堤防，导使大河回归故道，出现了十几年没有重大决口的比较安定的局面。
陈潢（1637—1688），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为河道总督靳辅的幕客。他在《河防述言》（张霭生编纂）和《历代河防统纂》中，批判了强调“河性喜决”的错误观点，认为河患是可以防止的，提出治理河患要“亲身勘验”，“广咨博采”，并进一步发展了“束水攻沙”的理论。陈潢的“开引堵决法”和他主持的海口疏浚工程是他的理论的实施。如疏浚海口，要先在淤积的河道中挖开两条引河，并用挖出的泥土在河道两边筑堤，而引河自行入海暂不与原河口和海口接通。待河水大涨时，打开相连未通之处，利用汹涌的水势将引河冲刷开阔并趁势冲开海口，引河入海。为了实现他的治河理论，陈潢还发明了“测水法”，即根据水流的速度和河床的横断面，计算出水的流量。如以一立方丈的水为一“水方”，根据水方1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第510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量就可以确定各处河道是否需要开拓或紧缩以及具体的工程量。这在水利工程学的发展上是一项有重大实际意义的创造。依据这些理论和具体工程做法，在康熙十六年到二十六年的十余年间，陈潢主持策划了塞决堵漏，挑河筑堤，建闸造坝等数以百计的大小工程，在治黄工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嘉庆年间民间治河专家郭大昌，精通埽坝工程，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河工。他敢于和当时侵吞治河经费的河官作斗争，并提出过不少很好的治河建议。按照他的建议治河，一度使黄、淮并力入海，缓和了黄河水情的紧张局势。
清代的一些治河专著，如靳辅《治河方略》，张霭生据陈潢《河防摘要》编纂的《河防述言》，陈潢《历代河防统纂》、康基田《河渠纪闻》，张伯行《居济一得》，王安一《安澜纪要》与《回澜纪要》等，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节纺织官私纺织业的规模清廷在北京及江南丝织业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设立了织造衙门，直接管理官营织造业和控制私人织造业。官营纺织手工业生产规模较大，“房舍动辄数百间，每一处设有各种类型织机六百张，多时至八百张，近两千多机匠”1。民间纺织业在整个纺织业中所占比重更大。康熙时，拥有百张织机的大型纺织工场已不在少数。道光年间，江宁出现了有“五六百张织机者”。江南曾出现了有千架织机，几千工人的纺织工场。
清代有大量丝织品、棉布等纺织品出口。丝织品质量优美，享有盛誉。
“中国织造的南京土布，在颜色和质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过英国布匹的优越地位。”2就是在西方开始使用动力机械的一百年中，棉布质量也未达到中国手工业产品的水平1。18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大量棉布出口到西方，美国是中国棉布的最大买主。
纺织品的质量清代纺织品产量高、质量好。鱼冻布是用苎麻纱和蚕丝交织而成的，质地光滑柔软，越洗越白。故宫所藏纺织品“极乐世界织成锦图轴”，www.youxs.org、www.youxs.org，奇花珍鸟、山水木石点缀其间。精良的麻织品细软可比丝绸。故宫所藏的珍贵纺织品，反映了这一时期纺织品种的多样化和工艺技术的高度成熟。清代生产的莨纱（香云纱），是著名的纺织品之一，具有耐汗、耐晒、凉爽、易洗等特点，是经薯莨染整所得。薯莨整理是染整结合的浴法工艺，为较早的特殊整理技术。清代的丝绸精练，除沿用前代的各类工艺技术外，练染工艺的衔接也更为密切，并发展了生丝“半湅法”，使生丝经过粗练（半练），即直接进行染色，以适应织造某些纺织品的需要。印染工艺技术和色谱也有发展。根据《雪宦绣谱》记载，以天地、山水、动物、植物等自然色彩，结合深浅浓淡，可配得色调七百零四色。维吾尔族创制了印花木戳和木滚。木戳面积小，适合于掌握小单元的印刷效果；木滚在刻制时安排了花位循环，便于大幅印制。
纺织机1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247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2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269页转引TheChineseRepository，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1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109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清代纺织机具的制造已成为专业，形成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各个纺织业发达地区都有自己的机具制造作坊。脚踏纺车清代仍被使用。上海人褚华在《木棉谱》中描述了三锭脚踏纺车纺棉。卫杰在1897年著的《蚕桑萃编》中提到的大纺车比宋元时有所改进：车架的形式由长方形架体变为梯形，稳定性更好；锭子的排列由单面变为双面，利于扩大每台锭子数；增加了给湿定形装置，利于提高产品质量。
民间出现张力自控式多锭纺纱车，车上有牵伸机构，并且逐步发展成能借捻度和加压自动控制纱支，成为名副其实的纺纱车，达到手工纺纱机械的最高峰。用这种纺纱车纺纱时，利用加压装置调节纱的张力来控制纱的粗细。这是一项重大发明。在现代纺纱技术中还没有见到运用类似原理来纺纱，所以这一发明在纺纱技术史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种机械还没来得及推广，就被西方动力纺织机所排挤。
第四节采矿探矿知识关于煤炭的勘探知识，清初孙廷铨（1616—1674）在《颜山杂记》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写道：“凡炭之在山也，辨死活。”所谓死，指风化了的煤；活，指未经风化埋藏在岩脉中的煤层。“死者，脉近土而上浮，其色蒙，其臭平，其火文以柔”，这是指经过风化的露头煤，颜色不光亮，含硫少，火力不大。“活者，脉夹石而潜行，其色晶，其臭辛，其火武以钢”，这是指未经风化的煤，夹在岩层中，深埋地下，走向跟岩层一致，并且颜色发亮，含硫多，烧起来臭味大，但火力猛。“凡脉炭者，视其山石，数石则行，青石、砂石则否”，凡是找煤的人，可先观察山上岩石性质，“数石（即成层的沉积岩）则行”，即有层状沉积岩的地方可能有煤，而有青石、砂石的地方则无煤。“察其土有黑苗，测其石之层数，避其沁水之潦，因上以知下，因近以知远，往而获之，为良工”，即进一步察看黑色的煤层露头，仔细测量岩石层次，确定煤层位置，避开涌水，从而由地面上岩层情况推测下面煤层位置，从近处的岩层情况推测远处的煤层位置，这样去勘探，才能找到煤矿，才算是优秀的勘探队员，这种勘探技术，在当时无疑是很先进的。
清代对铜矿的勘探，大部分沿袭唐宋以来的经验，即以铜绿或石青作为铜矿的矿苗。人们“谛观山崖石穴之间，有碧色如缕或如带，即知其为苗”1。这里所讲的碧色的石头即石青，又叫扁青，即蓝铜矿。如果发现铜绿（即孔雀石），如“有矿之处，必有绿色苗引挂于山石间，或一条或一线，宽窄不一”2，就有可能找到原生铜矿床。吴其浚的《滇南矿厂图略》，对于勘探铜矿的经验作了总结。他把矿苗叫做闩或引，并指出“闩”有多种，如子闩、老闩、憨闩、铺山闩、竖生闩、磨盘闩、跨刀闩、大闩等。不同的闩反映了地下不同类型的矿床。
坑采技术记载清代采矿技术的著作比以前显著增多，内容也更详细，如孙廷铨《颜山杂记》、田雯《黔书》、屈大均《广东新语》、张泓《滇南新语》、王崧《矿厂采炼篇》、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以及某些地方志等。《颜山杂记》详细记载了山东的采煤技术。竖井虽深百尺也不弯曲，当竖井深度与煤层相当时，则从竖井的旁边开巷道。巷道大小依煤层厚薄而定。还讲到斜井、气井及井下照明。《黔书》记载的是清初贵州省开采朱砂和铅矿的技术。《广1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见《滇南矿厂图略》。
2王昶：《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见《滇南矿厂图略》。
东新语》则记载广东开采砚石的技术。《滇南新语》记载的是云南铜矿开采技术，其中提到巷道支护、井巷结构、井下照明、井场灾害等。《矿厂采炼篇》及《滇南矿厂图略》也都是记载云南铜矿开采技术的、其内容比《滇南新语》详细。特别是《滇南矿厂图略》，分门别类，且相当全面地记述了有关矿苗、矿井内部结构、开采的工具和器具、矿石品位、冶炼工具及方法、矿山管理等内容。这部著作是我国古代采矿技术方面的一部重要文献，是记述古代坑采技术之集大成者。
井采技术清代乾隆时，段玉裁、郑王臣、李芝等人对四川盐井工艺技术有较详细的记述。段玉裁在其所编《富顺县志》卷2中，讲到四川盐井的起源、井深、井套、井架、提升机械、竹筒桶的结构和使用的动力等。郑王臣、李芝则是以诗、赋的形式讲盐井的命名原因、开凿盐井的工具、凿井工艺过程、使用动力等。
关于天然气井与盐井的关系，以嘉庆时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卷10所述最详。这书提到：“川中古传火井（即天然气井），有盛有歇。近来（指嘉庆末年，约1820年），犍、富各县火井大旺，较之昔年，可省煤十之三。火井与水井（指盐井）同，开凿时不知有火，及见火，初只有气，复淘至二三丈，火始旺。泥封井口，插竹筒导火入灶以煎盐。极旺之井，分售于他井，颇获其利。嗅之有硫磺气。储以猪尿胞，可寄远。刺小孔以阳气引之，气出如缕，暗室生光。火井中仍出咸水，亦一奇也。”
第五节冶金清代冶金业超过了明代中叶的水平。据地质调查所统计，1916年全国旧法炼铁产量为17万余吨，清代晚期铁的产量当与之相近。铜大量用于铸钱。康熙年间（1662—1722）云南东川等地铜的最高年产量达1400余万斤，称为滇铜，其中1100万斤以上用于铸钱。此外，锡、铅、锌的生产有较大发展，白铜生产也有相当规模。
炼铁清代炼铁炉的规模与明代大体相同，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筑炉用灰沙盐醋，外束藤条，用木料支护，鼓风木扇高五、六尺，宽四尺，由四人操作，装料用“机车”，一昼夜可出铁12版，每版300斤，www.youxs.org。道光初年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记汉中铁厂炼铁炉，高约6米，外用木料支护，成为方形，用风箱鼓风，由十余人轮流曳引，每座竖炉包括采矿、运输炉料在内需工匠百余人。明清时使用焦炭和“机车”炼铁是传统钢铁技术出现向现代钢铁技术转变趋势的重要标志，也是这种转变已有了现实可能性的证明。
坩埚炼铁是中国特有的炼铁方法。咸丰《青州府志》记载：“康熙二年，孙廷铨召山西人至此，得熔铁之法。凿取石，其精良为石、次为硬石，击而碎之，和以煤，盛以筒，置方炉中，周以礁火。初犹未为铁也，复碎之，易其简与炉，加大火，每石得铁二斗，为生铁。复取其恶者，置圆炉中，木火攻其下，一人执长钩和搅成团出之，为熟铁，减其生之二焉”。这是迄今所知坩埚炼铁最早的文献记载。坩埚炼铁的优点在于炉体构造简单，操作简便，成本低廉，适合使用当地材料。英国人宿克来1899年统计晋城、阳城、太原等地坩埚铁年产量达5万吨。
清代仍流传百炼钢工艺。清末魏源《海国图志》征引林则徐奏章：“至熟铁则不可铸而但可打造。其打造之法，用铁条烧熔百炼，逐渐旋绕成团，每五斤熟铁方能炼成一斤，坚刚光滑无比。”
锌是从十六世纪起传入欧洲的。埃契森《金属史》提到：“1745年有一批金属锭块从广州交付给瑞典，但货船沉没于哥德堡港。大约于1842年，www.youxs.org％的锌。”英国勃列斯托地方于1738年开始生产锌，其工艺即源自中国。1金属加工清代传统金属加工工艺具有较高的水平。山西晋城、广东佛山等重要冶铁中心都有铁线行，用当地产的熟铁拔丝。粗细铁丝的逐次拉拔成形和锻造都经过中间退火1。四川泸定桥是建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铁索桥，长103米，www.youxs.org，由九根铁索组成，铁索用粗9厘米的锻铁链节接续而成。四川老君桥铁索则用眼杆式链节组成。由此可见锻接质量之好。清代芜湖汤天池，梁应达以善锻铁画著称，现芜湖仍保存这一传统工艺。清代除了有渗碳热处理工艺外，还有化学热处理工艺。陈克恕《篆刻针度》记载了化学热处理工艺。
铸造型范在泥型铸造方面，成批生产的中、小型铸件已采用可重复使用的“半永久”泥型。这种工艺直到近代仍广泛流传，如创立于道光十七年（1837）的无锡王元吉冶坊即以铸造薄壁锅著称，www.youxs.org—1毫米厚的灰口铁锅，一副铸型可用200次左右。
清代宫廷手工业以失蜡法为制作爵、铏、簋、豆等艺术铸件的主要工艺手段。据《广储司磁器库铜作则例》记载，爵的蜡模是用“剥蜡法”制作的，即将蜡片在模板上压制花纹，再焊接成器形。据记载，剥蜡法和拔蜡法在明清时期都是常规工艺，有很细的分工和工料定额。
铸炮铁范清代创制了铸炮铁范。魏源《海国图志》所辑《铸炮铁模图说》详细论述了由泥型翻制铁范，再用铁范铸炮的工艺过程。书中还总结了铁范铸炮可多次使用以及节省人力、物料，生产效率高，适合于战备需要等优点，与现代铸造工程学对金属型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此书作者龚振麟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首创此法，创制了新式炮架，并于1842年撰成此书。遗憾的是，他的发明未得到广泛应用。他写的《铸炮铁模图说》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铸铁金属型铸造的专著1。
1华觉明等：《世界冶金发展史》第592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1刘年增、华觉明：《首创铁模铸炮的龚振麟》，载《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六节机械清代在农业、纺织、矿冶、交通运输、建筑、军事等方面所普遍采用的仍然是传统机械，但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例如纺织机械就已达到很高水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力自控式多锭纺纱车。这种纺车上的牵伸机构和加压装置都是很重要的发明。又如周庆云《盐法通志》所载：“风车者，借风力回转以为用也，车凡高二丈余，直径二丈六尺许。上安布帆八叶，以受八风。中贯木轴，附设平行齿轮。帆动轴转，激动平齿轮，与水车之立齿轮相搏，则水车腹页周旋，引水而上。此制始于安凤官滩，用之以起水也。”这种立帆式风轮，是我国沿海产盐区用以提升海水的机械，是根据古代风车和船帆原理设计出来的。它的特点在于不受风向改变的影响，即无论风向如何，风轮总是朝同一个方向旋转。这是一项构思巧妙的发明。
此外，在十七世纪以后西方传入的机械仪器的启发和激励下，我国一些科学家对其“轮捩机轴之学”深感兴趣，并且独立作出了许多新的发明，其中尤以光学仪器的研制更为突出。如清初黄履庄曾制成龙尾车（汲水机械），自动驱暑扇（自动风扇）和许多光学仪器；郑复光在《镜镜詅痴》中对各种光学仪器作了相当全面的介绍；邹伯奇独立发明了照相机；道光年间科学家黄履庆创造性地把取景器和千里镜（望远镜）结合起来，能摄数里之外之影，历历如绘，实际上已是天文照相机的雏形。
鸦片战争前后，我国已开始研究和仿制西方机床、蒸汽机、内燃机、船舶、纺织机械和农业机械等。如丁拱辰（1800—1875）对蒸汽机、蒸汽机车和蒸汽机船进行了早期的系统研究1。他精通数理，擅长机械制造。1831—1841年间，他先后制作了机车模型和轮船模型，这是中国机械史和交通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他制造的直立双作往复式小机车，长1尺9寸，阔9寸，可载重30余斤，其锅炉、蒸汽机全为铜质，这是中国第一台火车头雏形。1841年，他写成《演炮图说辑要》，其中的《西洋火轮车、火轮船图说》，为中国自著的第一部关于蒸汽机、机车和轮船的著作。此外，魏源、龚振麟、郑复光等人也对蒸汽机等西方机械进行了介绍和研究，扩大了西方机械的影响。如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入侵舟山时，龚振麟见到英军用蒸汽机驱动的火轮，于是他参考林则徐提供的《车轮船图》进行仿制，先用人力驱动叶轮，在湖中试航成功，后又制成更大的舰只，可在海洋中行驶。1841年春，龚振麟又把只能直击的旧式炮架改成能上下左右改变射击角度和方位的新式炮架和炮车。这种新式炮车灵巧坚固，富有成效。
1王锦光、闻人军：《中国早期蒸汽机和火轮船的研制》，载《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2期。第七节交通运输造船和航海技术清代实行“海禁”时期，对中国航海事业及造船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清代前期的船舶制造技术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官办造船厂普遍使用船样造船。现存清朝《闽省水师各标镇协营战哨船只图说》的手抄本，就是这种依照较详细的船舶设计图纸建造船只的例证。该书中既有船舶整体图，又有平面图，共记载有五类船只的尺寸、结构和各部件名称。这种规范化和定型化的设计制造方法，反映了造船技术的进步。
清中叶以前，在结构和风力利用方面具有独特优点的中国帆船，一直是世界公认的优良的海上交通工具。1699年，因运输福建木料又创出新船型。这种新船，以钓船为母型，吸收江苏沙船、浙江蜑船的优点，而被称为“三不象”。该船身长腹阔，头尖尾高，长十一丈，载二千石。1848年，福船系统的“耆英号”三不象船曾绕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清代沙般则向轻捷方向发展。沙船上装有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篮。这些装置使沙船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加上风帆和船尾舵的操纵技巧，使沙船的适航性更好，顺风逆风都能行驶。1827年，江苏巡抚陶澍曾上疏进呈航海图和一份详细的说明。这份航海图及其说明，内容丰富、准确，可说是关于中国古代帆船沿海航行经验的一次很好的总结1。
清代船舶和航海技术虽然一度领先于世界，但是发展速度缓慢，且没有重大的革新。鸦片战争前后，西方船舶和航海技术已远远超过中国，当时，丁拱辰、龚振麟等人对于汽船和蒸汽机车等进行了初步的介绍和研究，近代船舶技术开始传入中国。
陆上交通运输工具清代的陆上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畜力拖动或人力推拉的各种车辆，如大车、板车、下泽车、独轮车、轿车等。这些车辆，名目繁多，形制各异，适应于平地、丘陵、沼泽、山地等不同情况的运输需要，至今还难以为现代交通工具所完全取代。此外还有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运输工具，如北方冬季冰雪之地使用的爬犁（又称冰床）就是很实用的一种。萨英额《吉林外记》提到：“耙犁，用两辕木作底，立插四柱，高三寸许。上穿二横木，或铺板，或搪木。坐人，拉运货物皆可。前辕上弯，穿以绳套，二马服驾，轻捷于车。若驰驲，更换马匹，冰雪之地，可以日行三四百里。”有些爬犁不用畜力而用撑杆在冰上滑动，用力较省而速度较高。如果风向适宜，也可在冰床上加1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第94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帆，藉以节省人力和提高速度。
第八节兵器火炮清朝统治者重视骑射，刀枪弓矢等仍然是用兵作战中的主要武器。同时，火枪火炮也在统一中国、平定叛乱和巩固边防等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前期，火器制造技术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创新。如康熙年间在宫内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室和满八旗之用，还专门建立了装备鸟枪、火炮的火器营。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1，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可见火炮制造的数量之大，并且铁炮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铜炮。清代火炮的种类也是相当多的，有几十斤到三四百斤较灵便的轻型炮，也有五六百斤到七八千斤主要用于攻城的重型炮。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种，可见火炮的种类之多。清代还创制了一些新型火炮，如奇炮、子母炮、短管曲射炮等。火炮性能也有所改进，如普遍安装瞄准器具，提高命中精度；加长炮身，提高射程；安装炮车炮架，增加机动性；改进炮弹和火药，增强火炮杀伤力，等等。
清代在火器制造方面的一些新发明也是值得称道的。如著名火器制造家戴梓（1649—1726）发明“连珠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弹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弹丸乃尽，始需重贮”1。这种可以连续发射28粒子弹的连珠铳，其原理虽与机枪有所不同，但与机枪连发的设计思想是一致的。可惜的是这种新发明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结果“器藏于家”，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戴梓还曾创制冲天炮。这种炮小而轻，射程远，杀伤力大，性能良好。试放时，康熙亲往靶场观看，演试后封此炮为“威远将军”，并命工匠在炮身上镌刻戴梓之名，以示纪念。戴梓还曾仿制过外国使臣进献的“蟠肠鸟枪”，也获得成功。
手榴弹手榴弹是现代战争中常用的近战武器，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初才用于战争。而中国云南哀牢山地区的彝族人民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创制出用网兜1樊国梁：《燕京开教略》。
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9。
抛出的“葫芦飞雷”2。这种葫芦飞雷是用干葫芦盛装火药和铅块（或铅丸）、铁矿石渣、铁片等，在葫芦颈部放置火草作为引火索。使用时，点燃火草，由小网兜将飞雷抛出，用来狩猎。19世纪中叶爆发了以彝族人李文学为首的彝、汉、白、傣、苗、哈尼等各族人民的联合起义。为了抵抗拥有优势兵力和火枪火炮的清军，起义军制作大量的葫芦飞雷，在嘉之战中发挥了很大威力。在战争中，起义军还创造了用手投掷的长颈葫芦飞雷，这已与现代手榴弹的作用更为接近。
西方技术的传入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政治，经济衰退，曾在世界上长期领先的火器制造技术也转而落后，终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自己的大门。鸦片战争前后，在林则徐、魏源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影响下，当时一些火器研制家如丁拱辰、丁守存、龚振麟、黄冕等对于西洋火炮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有所创新。如丁拱辰著的《演炮图说》和《演炮图说辑要》，对火药配方、火炮铸造、炮台构筑、运炮器械以及西方炮台和海岸炮等，作了较详细的介绍。龚振麟所著《铸炮铁模图说》是兵器史和铸造史上的一部重要专著。他所首创的铁模铸炮法新工艺，用铁模（即铁范）替代泥型，加快了制炮速度，并可铸造数百斤至数千斤的大型铸铁件，是一项非常出色的技术成就。他所研制的新式炮架和炮车，改善了火炮的机动性，也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发明。但总的说来，清代后期的火器制造技术是难以与迅速兴起和发展的西方军事工业相比的，中国的兵器制造业在嘉庆、道光以后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2刘尧汉：《彝族的火器——葫芦飞雷》，载《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九节造纸造纸业的分布和主要品种清代造纸业在明代基础上继续发展，尤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兴盛。造纸作坊大多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广东和四川次之，北方以陕西、山西、河北等省为主。当时一些纸厂的工人已达百数十人，具备了相当的规模。造纸原料有竹、麻、树皮和稻草、麦秆等。其中竹纸产量居首位，竹纸中以江西、福建的“连史”、“毛边”最为普遍，多用于印刷书籍。皮纸产量居第二位，多作为书画纸和印刷纸。麻纸主要产于北方各省，但其产量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由稻草、麦秆制造的纸比较粗糙，多作包装、火纸等杂用1。
造纸技术清代造纸技术集历代之大成且有所创新，各地工艺虽略有不同但都已达到较完善的地步。例如，据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所载，道光初年陕南地区的竹纸制造工艺大致如下：选择适当时节砍取水竹，经过用水浸沤，蘸石灰浆堆沤，再经过甑蒸，碱水煮，加入黄豆与白米水浆（淀粉溶液）蒸等工序，制成纸料；然后将纸料下踏槽细踏，再下纸槽搅匀，用竹帘抄造，叠压去水，最后逐张揭起，刷贴在焙墙上焙干。如做细白纸，则在纸料入槽后加入适量的白米汁，可制成细紧的白纸。如做黄表纸，加姜黄末，即成黄色。清代黄兴三在《造纸说》中记载的浙江常山造竹纸技术与此基本相同，但在制纸料时减少一道蒸煮，增加两次曝晒，纸料用水碓舂捣而非人工踩踏，整个造纸过程要经72道操作手续才能完成。中国传统造纸术中，主要用竹帘作为抄纸工具。康熙年间出现了用铜网抄造的“阔帘罗纹纸”1，纸宽有六尺。用铜丝编成的铜网，要比竹帘坚牢，使用寿命也较长，并且能造出较薄的纸张，因此它是造纸技术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但铜网容易起拱走形，制作上也存在一些技术困难，特别是这一发明并未引起重视，以至“无人继作”。直到此后一个世纪左右，西方于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发明了长网造纸机和圆网造纸机，才又开始应用了铜网造纸技术。
数量和质量清代前期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品种增加，用途也更加广1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1徐康：《前尘梦影录》。
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道光年间（1821—1850）。例如安徽泾县一带生产的宣纸，用青檀皮掺入适量的楮皮或稻草制造，洁白柔韧，吸墨和韵墨性能良好，宜于书画、拓印和印刷。乾隆时期宣纸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当时皖南一些山区几乎家家从事造纸，宣纸的品种已近百种，其中有长达丈二的大幅宣纸，也有五色、界栏、山水、花鸟等精致小笺；有单宣、夹贡、罗纹、玉版等生宣，也有虎皮、珊瑚、冰琅、云母、泥金、蝉翼等熟宣，品种齐全，名目繁多，可谓一时之盛。康熙乾隆时在加工纸方面的又一项成就是仿制出历代的名纸。如仿五代南唐澄心堂纸，仿宋代金粟山藏经纸，仿元代明仁殿纸，仿薛涛笺等，都很著名。此外还研制出一些新的品种，如梅花玉版笺，金花笺（洒金彩蜡笺）等。这些加工纸大多制作精美，造价高昂，至今尚可在故宫博物院等处见到。虽然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发明了各种造纸机械，生产效率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手工纸，但中国手工纸的许多优点是机制纸所难以达到的，因此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如18世纪50年代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果等），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对中国传统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造纸技术感到兴趣，并设法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第十节印刷印刷业的发展清代印刷业相当发达，官府、私家都很重视刻印书籍，书坊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著作约有25万种，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清代出版的1。在质量方面以清代前期内府本和私家精刻本为最好，有些坊刻本也属上乘，不仅注重校勘，而且刻写、纸墨、装帧等都很考究。清代后期官刻私刻的书籍虽然数量不少，但往往印制粗劣，错讹较多，质量已大不如前。
雕版印刷清代的印刷仍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术为主，武英殿修书处、扬州诗局以及一些学者和藏书家刊刻了大量很有价值并且精雅悦目的书籍。同时，雕印技术如饾版、套版技术也有所进步。例如，康熙时内府刻本五色套印的《御制唐宋文醇》，精刻饾版彩色套印的《芥子园画传》，道光年间广东云叶庵五色套印的《杜诗》，涿州卢绅所刻六色套印的《杜工部集》等等，都是色彩斑斓，异常精美，显示了高超的雕版套色印刷水平。
活字印刷清代的活字印刷术有较大的发展。活字有铜活字、木活字、泥活字等，在官私坊肆间以木活字最为通用。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选印世所罕见的一批书籍，四库馆副总裁金简建议仿照元代王祯创造的木活字印书，经乾隆批准刻造，于次年刻成枣木活字25万多个，并先后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138种，2300多卷。这是我国历史上用木活字印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出版过程中，选料造字，工艺完善，排印时，分工明确，程序严密，并总结出《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可以遵循，反映了木活字印刷技术的进步。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五十七年，为满足社会需要，由程伟元主持两次以活字排印《红楼梦》，世称“程甲本”和“程乙本”。这两个木活字印本都很著名，是研究《红楼梦》的宝贵资料。木活字印刷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苏州校经山房等还在以木活字出版书籍。
金属活字的应用是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元、明两朝已有一些人试用锡、铜、铅等金属材料制成活字印书。现存较早的清代铜活字印本是康熙二1杨家骆：《中国古今著作名数之统计》，载《新中华》（上海）1946年第4期。十五年（1686）钱陆灿编选吹藜阁排印的《文苑英华律赋选》。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1728），清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万卷，另目录40卷，分装525函，共5020册，是历史上用铜活字排印的最大的一部类书。此外，广东佛山唐氏书商曾用泥型铸铜活字三副，共20余万字，于咸丰年间（1851或1852年）印成《文献通考》348卷1。
关于泥活字的使用情况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泥活字的使用情况，现在还不十分清楚。
但直至清代还有人在研究和使用泥活字印刷，则是确定无疑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东泰安徐志定磁版印行张尔岐撰《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自称“偶创磁刊，坚致胜木”2。有人认为所谓“磁版”使用的是泥活字上瓷釉后烧成的瓷活字，也可能是泥活字拼版后再上瓷釉烧成磁版，有人则认为磁版并非活字版，但无论如何，这是对印刷技术进行革新的一种尝试。道光十二年（1832），苏州李瑶用胶泥活字排印了其所校补的《金石例四种》和温睿临《南疆绎史勘本》。此外，在江苏常州、无锡和江西宜黄也都有人从事过泥活字印刷。安徽泾县的翟金生，按照毕昇的方法花费30年时间，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制成泥活字十万多个，分大、中、小、次小和最小五号，并试印成功自己的诗集，名为《泥板试印初编》。他把这套泥活字印本书称为“泥斗板”、“澄泥板”或“泥聚珍板”。此后他又用这套泥活字排印了《仙屏书屋初集》、《修业堂集》、《水东翟氏宗谱》等。
1814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来西亚开办印刷所，聘请中国人蔡高、梁发等铸造汉字铅字，并印成《汉英字典》和《新约圣经》1，这是最早的铅印中文书籍。而中国本土铅印书籍的出现，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1张秀民：《我国最早的金属活字》，载1961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2泰安磁版张尔岐《周易说略》徐志定序。<1钱存训：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第170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刘国钧：《中国的印刷》第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十一节瓷器生产规模和主要成就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瓷都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窑户达数千家，工匠有十万多人，制瓷区域蜿蜒十余里，其规模是空前的。制瓷业的成就也远远超过了明代。
康熙青花瓷为历代青花瓷器之冠。其制作技术更趋完美，分工精细，画师高明。用料方面与前代也有所不同，所用国产钴料，磨炼极为纯净。为了更好地分出青料的深浅浓淡，还将其置于不同的料缸中，在使用时按画面要求分别取用，使青花可以有种深浅不同的层次。青花的“青”，实际是蓝色。钴蓝呈现的色彩，翠蓝光艳，清新明快，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富丽堂皇，色彩强烈，所以又称硬彩。色彩有红、绿、黄、赭、紫等，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从而使康熙五彩瓷器的色彩和品种更为丰富，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的局面。康熙时期制瓷业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一种釉上彩新品种——粉彩，如绘西画，亦称洋彩。粉彩的色调柔和，所以又称软彩。它是在五彩所用的彩料内，掺入含砷的玻璃料（俗称“玻璃白”），利用其乳浊作用，使彩釉经烧制后出现浓淡凹凸的立体感。并且由于粉质掺入彩釉，红色变成淡红，绿色变成淡绿，各种色泽趋于清逸淡雅，格外柔和。再加上所绘花鸟虫鱼，形态逼真，粉彩精品真正做到了“花有露珠，蝶有茸毛”的程度。粉彩瓷器以雍正时期最为兴盛和水平最高。康熙后期创制的珐琅彩瓷器，又称瓷胎画珐琅，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极为名贵的宫廷御器，俗称“古月轩”。其珐琅彩料多来自外国，画法极为工细，又吸收了西洋画法，具有油画效果，精美异常。康熙青花、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等的突出成就，与当时精工制作的白瓷胎和高质量的瓷釉彩料以及精湛的烧造技术是分不开的。如白瓷胎中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瓷胎不易变形；原料的选择与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原料经过多次精细淘洗，增加了瓷器的白度和透明度。对火焰性质和烧成温度的控制更为准确，瓷釉中氧化钙含量降低，烧成温度增高，已达到了烧制现代硬质瓷的要求。
生产技术的全面发展清代在单色釉的釉料组成和工艺处理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发展。如雍正时期由含铁原料烧制的青釉，不仅配料准确，而且掌握了火候的变化，釉层莹净、光润，所制成品色调一致，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的阶段。又如由含铜原料烧制的红釉，最著名的有康熙时期的郎窑红，它是在宣德祭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作方法是在白胎上施多层红釉料质，用还原火焰焙烧，使釉料中的铜变成一种胶体粒子而呈红色。这种胶体粒子在釉层中对光波进行有选择的反射而发出亮光，加上釉层厚、玻璃质强，使釉色浓艳欲滴，红如宝石，光可鉴人。豇豆红、桃花片、美人醉、娃娃脸等，或艳似桃花或美如朝霞或酷似豇豆红色，有些还带有绿色苔点，足可与郎窑红相媲美，都是深受中外藏家喜爱的红釉珍品。康熙时发明并盛行的乌金釉，除用铁料外还需加入锰和钴料，釉色纯正，黑亮似漆，釉面发出像镜面一样的亮光，是历代黑釉瓷器中水平最高的一种。
清代前期，特别是从雍正开始，在仿制历代名窑名瓷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仿宋代定、汝、官、钧、龙泉等各大名窑瓷器，配料准确，并能按不同要求掌握好火候，使烧成的瓷器与所仿古瓷器真假难辨。乾隆时期生瓷和各类瓷工艺品的制作都很高明。如仿古铜器、漆器、木器，质感很强，几可乱真；瓷制的昆虫、鸡、鸭、鹅、残荷、花生等，制作精巧，栩栩如生。这些都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制瓷工艺，在釉料配制、控制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的技术，以及艺术加工等方面，已达到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水平的顶点。陶瓷工艺家唐英清代陶瓷工艺家唐英（1682—1756），奉天（今辽宁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早年进内务府造办处在养心殿供职。雍正四年（1726）受命至景德镇御窑厂驻厂协理陶务，直接负责烧造御瓷，乾隆二年（1737）后又总理陶务，前后管理陶瓷生产近30年。唐英是一位勤勉敬业的督陶官，他曾用3年时间与制瓷工匠吃住在一起，调查与研究陶瓷工艺，并仿制和新创近60种精美的名瓷和名釉，为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撰写的《陶冶图说》，《陶成纪事》，《陶人新语》等，全面介绍了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吹釉、成坯入窑、烧窑、洋彩、束草装桶等一整套烧制瓷器的工序，对于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乾隆晚期，制瓷技术趋于保守，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甚至逐渐衰退的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瓷器大量涌入，中国的制瓷业就更加衰落了。
第十二节石油天然气油气苗的发现清代集数千年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之大成，各项工艺技术水平趋于成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史上占重要地位。
油气苗的广泛发现是进行油气开发利用的前提条件。清代编纂的诸多地方志中，有许多关于油气苗的记载。王崇礼纂修的《延长县志》甚至列油井为延长八景之一，并冠以“油井波涵”的美称。
随着台湾的进一步开发，康熙三十二年（1693），人们在今嘉义关子岭地区发现油气苗，据《台湾府志》记载：“从山石隙缝中如泉涌出，点之即燃，火出水中，水火同源，蔚为奇观。”这是台湾油气苗较早的确切记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当地居民又在苗栗出磺坑后龙溪的石隙中，发现油苗。台湾地处东南九省之门户，与外界联系较多，便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不久以后在台湾诞生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石油工业。台湾油苗的发现，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不但发现大量油气苗，而且对有关发现进行了仔细的考证，寻根问底，探其渊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古代油气苗认识的总结，并为此后兴起的石油工业提供了勘探线索。例如，清朝施鸿保看到福建中部近海海面的燃烧现象，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种火为阴火，与《素问》、《丹铅总录》等书所言“有阳焰如火烟腾腾而起者”同属一类1。
钻井技术的发展与天然气的利用古代钻井技术在清代进一步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井深逾千米的油气井。当然这一成就与盐业生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经济凋零，人才锐减，盐业生产也受到很大破坏。战乱平定后，清政府为恢复生产，巩固其统治，实行鼓励井盐生产的措施，使井盐业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云南大量缺盐，也亟待川盐输入。因此，为满足增加井盐生产的需要，不但新开许多盐井，而且为获得高产井，逐渐提高了凿井技术。乾嘉时期，四川犍为地区永通厂“岁增新凿，深至百数十丈”1，说明当时井深已近高产卤气的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
这时的钻井技术，已有细致分工，其大致可划分为山匠、碓工和辊工。
山匠负责指挥管理，处理技术性问题；碓工主要在碓架上“往来跳跃”，足蹂碓板，使钻头上下运动，击碎岩石；辊工负责提升设备及辊子，碓架的修1《闽杂记》。
1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1。
竖。细密的专业分工，促进工匠技术提高，推动了钻井技术的进步。
四川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上部的绿豆岩，极易垮塌，不易凿穿，因此这一时期钻井技术进步，集中表现在补腔和打捞技术方面。古代盐井都是裸眼开采，难于处理下部地层，动辄井下岩层坍垮，出现渗漏现象，于是，“遇井内有渗漏，能补塞之，洵称绝技”2。嘉庆道光年间，工匠们便可“试探上下左右能悬升之”3，说明补腔技术已趋于完善。盐井深度的增加，钻凿时遗落现象在所难免，工匠们使用他们发明的偏肩、柳穿鱼、五股须等数十种打捞工具，便能将井内落物“无论巨细”都打捞上来。
1838年，我国工匠终于征服绿豆岩，在今自贡大安长堰塘附近，凿成一口深达米的深井——桑海进，凿穿三迭系雷口坡组，达嘉陵江组地层中部，这是中国也是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世界深井钻井记录。桑海井是一口卤气共生井，初期日产天然气8500立方米，可烧盐锅八十余口。一百多年过去了，至今还可以日产天然气1500立方米。可见当时人们钻井技术水平之高。这是世界钻井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世界石油井和盐井中最早突破千米的深井。其后不久，四川人民又在自流井构造开凿一口深达1200米的磨子井。它钻穿了嘉陵江组地层的主气层，由于井下压力过大（约100个大气压），在没有止喷设备的情况下，发生猛烈井喷，井口烧出的火舌达几十米，三十里外都能看到。磨子井当时日产天然气估计在40万立方米以上，为自贡古今第一大火井，被誉称为“火井王”。据考证，当时自流气田中日产万方天然气的约有十口之多1。这是我国古代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成熟的重要标志。
刘岳云的论述清代刘岳云对石油数千年的应用也作了精辟的概括。他在《格物中法》中指出：“石油自汉时已著于书，其原地志所载，益知产处甚多，由是以烟制墨，以油焚营，清者燃灯，浓者膏物，久澄坚结，则为土沥青。”其中包含了石油的几个重要性质：可燃性、含炭性、润滑性、防腐性，并对石油的粘度进行区分，不同粘度的石油，用于不同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对石油的认识水平已达到日臻完备的地步。
2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
3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1。
1胡砺善：《四川盆地自流井构造天然气开采的研究》。
第五章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第一节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明代中后期在东南沿海地区某些手工业行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明清之际战乱的严重破坏。清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又重新活跃起来。清代前期，无论是社会生产力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水平上，清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之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这主要表现为：作为商业资本代表的包买商空前活跃，商业资本日益侵入生产领域，控制小生产者；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比明代增多，规模也有所扩大，特别是在地区分布上已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了内地；手工业的雇佣劳动数量显著增加，手工业工人与作坊主、工场主的劳资对立更加尖锐，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末期一个越来越不可忽视的社会矛盾。
包买商的空前活跃乾隆、嘉庆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已超过明代。棉布、绸缎、纸、糖、盐等手工业品以及棉花、蚕桑、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生产都比明代有较大增长，并且地区性分工更加明显，形成了一些比较集中的产区。如江苏是棉纺织业发达的省份之一，又以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尤其著名，当地“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1。内地也有类似的棉布的集中产区，如四川的新津“男女多纺织，故布最多”2。太湖地区则以蚕桑生产为主，“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3。江西的抚州、建昌（今江西南城）、宁都等地麻织业非常兴盛，当地“缉麻织线，犹嘉湖之治丝”，宁都更是“俗无不缉麻之家”4。四川的荣昌也是“南北一带多种麻，比户皆绩，机杼之声盈耳”5。而制糖业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以及四川的内江等地。在一些手工业品或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地，小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已主要不是为了自给，而是更多地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并且也已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当地市场的需要，而是为了遥远的市场。如新津家庭棉纺织业所产的棉布就“有贩至千里外者”6。乾隆年间，江浙一带所产蚕丝除了销往各地，还有一部分销往国1康熙《松江府志》卷5。
2道光《新津县志》卷29。
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201页。
4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14。
5同治《荣昌县志》卷16《风俗》。
6道光《新津县志》卷29。
外市场。小生产者的分散、孤立状况与扩大了的市场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合的矛盾，势必使小生产者日益依附于商业资本。这就为商业资本乘机插入小生产者与市场之间、控制小生产者、侵入生产领域提供了机会，于是包买商作为商业资本的代表也就空前地活跃起来。
乾隆年间，在江浙一带的蚕桑产区，每当蚕茧收成之时，有商人携带资金分赴各村，利用蚕家急于出售的心理，乘机贱价收购，垄断了市场。
商人还通过放款预购的方式，利用高利贷进一步控制小生产者。在广东制糖业中，商人往往预先向蔗农发放糖本，冬天则收取糖利1。或预先向糖寮放帐，待榨出糖后收取产品2。在江西赣州苎麻产区，福建商人于二月发放苎钱，到夏季收获时将苎麻运走3。
无锡盛产棉布，但当地不产棉花4，棉花仰给于外地。一些商人就开设棉花庄，专门以棉花向小生产者换取棉布5。在湖州南浔镇，商人也屯积棉花，以花换布6。广东的佛山镇也有类似情况，棉布业的老板向纺工提供棉花二斤，收回棉纱一斤7。
在南京和苏州的丝织业中，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开设“账房”，向小机户发放原料，收回成品。小机户一般在“家中置木机从事织造。”8为账房加工，称为“代料”。小机户织丝之前，先要将原料送染房染色，并分散给织工络丝，织成绸缎后送回账房，账房评定产品质量，称为“仇货”，然后按产品质量和数量支付工资9。“小机户无甚资本，往往恃账房为生”10，只能完全依附于商业资本。尽管账房并未变革小机户分散生产的方式，但实际已经使小机户变成在家内为账房劳动的雇佣工人，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劳动。账房已经达到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在这里，账房的商业资本变成了工业资本。
手工业部门的增多清代前期，朝廷对于手工业的限制比明代有所放宽，民间手工业的发展1李调元：《南越笔记》卷16《糖》。
2乾隆《澄海县志》卷19《生业》。
3乾隆《赣州府志》卷2《物产》。
4黄昂：《锡金识小录》卷1《备考》上。
5钱泳：《履园丛话》卷23《杂记》上，《换绵花》。
6咸丰《南浔镇志》卷24。
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257页。
8《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5《实业考》。
9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
10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
条件比明代有所改善，这对于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是比较有利的。清代前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资本主义葫芽的发展程度超过了明代。
江南的丝织业在明代就相当发达，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清代江南的丝织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城镇中集中了一大批与农业脱离的丝织业作坊。苏州东城一带以丝织为业的不下万户1。杭州的丝织业也空前兴盛，“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2。南京的丝织业发展尤其迅速，仅缎机就有三万张，纱、绸、绒、绫织机还不在此数3。已超过苏杭两州。广州的丝织业更是后来居上，雍正年间才开始兴起，到嘉庆、道光年间，已有织工四五万人了4。从苏州城中“比户习织”的情况来看，这些城镇中的丝织业大多是家庭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比较狭小，有许多可能还是向账房领取原料代为加工的小机户。但苏州丝织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情况也比较普遍，“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1。在苏州城内，每日清晨都有许多机工在桥头待雇，靠出卖劳动力谋生2。不过，对于苏州丝织业机户雇佣工匠的情况还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清代前期在苏州丝织业中的机户，一般是通指民间从事机业的人户而言，既包括丝织个体手工业者（小机户），也包括兼营纱缎庄（俗称账房）的铺户，是二者的一种混称。苏州的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账房）除了控制小机户，让他们在家内为自己工作，还“自行设机督织”3，直接雇佣机匠从事生产，从而兼有包买商和作坊主的双重身分。他们雇佣机匠时，是采取“按件而计”的方式购买劳动力的。虽然对于长雇的机匠，除了发给正项工资外，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还要按例定期另给酒资，使劳动力的买卖关系蒙上了一层封建色彩。但从纱缎庄铺户与机匠之间关系的基本方面来看，仍然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剥削的性质。至于小机户雇佣机匠，往往是出于生产上的需要，临时补充家庭劳动力之不足。被雇请的短工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他们与小机户之间属于帮工与作坊师傅的关系。在南京丝织业中，清廷取消对私人织机数量限制以后，由竞争引起的丝织业机户之间的分化已非常明显，道光时期，南京丝织业中已经出现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大机户4。而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
2光绪《仙居县志》卷10，张丽生：《杭州机神庙碑》。
3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9《拾补》。
4《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8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2康熙《苏州府志》卷2《风俗》。
3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
4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5《拾补》。
明代私人拥有织机最多不过二十到四十张5，这表明清代丝织业中手工业者的分化程度已大大超过明代，生产资料以资本的形式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机户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使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相应地大量增加。南京丝织业中大机户的作坊，已经具有处于萌芽状态的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清代前期，苏州是重要的棉布市场，各省商贩大都在苏州采购青蓝布匹，于是苏州的染踹业也就随之兴盛起来，并逐渐脱离布店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行业。当时苏州有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个踹坊各有踹匠数十人不等。踹坊多由包头开设，包头置备平整布匹所需的菱角状巨石、木滚等生产工具以及房舍，招集踹匠，然后向布店领取布匹进行加工。踹匠来自江南江北各县，多是单身前往，由包头提供住房并垫支柴米银钱，显然是无任何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踹匠每踹布一匹，得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除偿还包头垫支的柴米银钱，每人每月须向包头缴纳银三钱六分，作为使用房舍及生产工具的费用1。苏州染踹业中，包头虽然也是向布店领取原料进行加工，但性质与丝织业小机户为账房“代料”完全不同。因为小机户是以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为主，并且“无甚资本”，只雇少数机匠作为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属于在家内为账房工作的工资劳动者，而包头并不从事生产，从他能够招容数十名踹匠，并提供房舍、生产工具以及垫发柴米银钱来看，是拥有相当的资本的。包头凭借房舍及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剥削踹匠，剥削率也是相当高的，据学者计算，包头每月对每名踹匠的剥削总值相当于踹三十三匹布的工价。此外，踹匠也受到布商的剥削。包头与布商分别占有生产资料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共同参与瓜分踹匠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性质。
清代由于对铁矿采铸的控制比较松弛，民间冶铁业有很大发展，广东的冶铁业的发展尤其显著。雍正后期，广东已有冶铁炉五六十座，用工不下数万人1。乾隆时期，佛山镇已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昼夜烹炼、火光烛天”2。在广东民间冶铁业中，都是“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3。投资者与雇工之间是很明显的雇佣剥削关系。清代冶铁业主要以木炭作为燃料，只有靠近山林的铁矿才可能开采鼓铸，铁场规模一般都比较大。一个铁场大约有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人，汲水者、烧炭者二百余人，并有驮牛二百余头，舟船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版则缩，是有命焉”4。这种铁场已经是5张瀚：《松窗梦语》卷6《异闻记》。
1《雍正朱批谕旨》第42册，《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1《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鄂弥达：《请开矿采铸疏》。
2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5《乡俗志》。
3《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田畯：《陈粤西矿厂疏》。
4屈大钧：《广东新语》卷15《货语》，《铁》。
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了。
陕西、云南、四川、湖南等地的冶铁业发展也很迅速。特别是陕西南部的秦岭和大巴山地区，铁矿靠近老林，便于就近烧炭冶铁，并且这些地区聚集了大量流民，劳动力资源也非常充足，所以冶铁业相当兴盛。在陕西的盩厔（今周至）、留坝、略阳、定远（今镇巴）、凤县等地，有铁厂数十处，仅凤县一地就有铁厂十七处，柴厢十三家5。在陕西，冶铁炉一般高一丈七八尺，每炉可冶炼矿石几百斤。炉前由十几个人轮流拉动风箱，炉火昼夜不断，还要有专门辨火候、别铁色的技术工匠。通常一炉需要佣工十几个人。再加上运木装窑烧炭、开石挖矿以及运输矿炭，则“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运作佣工不下千人”。一些大的铁厂有二三千人，小厂也有千人或数百人1。投资铁厂的，大都是外来客民，他们“携带工本，雇募匠役”2。他们与铁厂中的工匠之间显然是雇佣剥削关系。这些投资者的资本都比较雄厚，“凡开厂之商，必有资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3。清代陕南地区的冶铁业中也已经出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手工工场。
清代陕南大巴山地区，还有大量的纸厂、木厂、耳厂等，各厂多者数百人，少者也有数十人。以纸厂为例，大巴山区竹林茂密，造纸原料极为丰富，而且成本低廉，非常适宜开设纸厂。在陕西西乡有纸厂二十余处，定远有纸厂一百多处，洋县有纸厂二百余处。厂主和工匠大都来自四川、湖北两省。厂主出资办厂，工匠以出卖劳动力为生4。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这类纸厂中已经出现。
铜矿的采铸是在清代发展得很快的一种矿业。清代的铜矿主要集中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特别以云南的铜矿发展最快，也最著名。
据官方估计，云南铜矿盛时有大铜厂四十八处，每厂雇佣矿工七八万人，小厂也在万人以上，“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5。
云南铜厂的矿工，“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1，大都是一些靠劳力谋生的无产者。但是按照领取报酬的不同方式，他们又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招募砂丁”，或叫做“月活”。这类矿工“无论有矿无矿，月得雇价”2，按月领取货币工资。他们去留随5卢坤：《秦疆治略》，“凤县”。
1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2《清代的矿业》第51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3《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卷11《策略》。
5《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6，唐炯：《筹议矿务拟召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1《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9，岑毓英：《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
2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其自便，往往视铜厂的兴衰变化，“来如潮涌，去如星散”，显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3。他们与矿主之间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另一类矿工叫做“亲身弟兄”。他们是“其初出力攻采，不受月钱，至得矿时，与硐主四六分财者”4。他们虽然也是以劳力谋生，但他们的劳动力不是作为商品出卖，而是类似于作为股份投入，并且像股东一样要承担开采风险，只有在开采成功的情况下才能指望报酬，因此不可能去留自便，而是对于硐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领取报酬的方式也类似分享红利，是与硐主按四六比例分割矿砂，而不是领取货币工资。所以“亲身弟兄”的劳动不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在云南铜矿中，矿洞之外的杂事都是雇用“月活”5，井下开采也有完全使用“招募砂丁”的，如香树皮铜厂“向无亲身弟兄，均系招募砂丁”6。可见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云南铜矿中是主要的生产关系。
云南铜矿中有比较细致的分工。从采矿开始，矿井中有镶头负责技术指导，矿硐中又分数路开采，每路为一尖子，每尖有领班一人，负责督促矿工并协助镶头支设镶木。开采面上，一人持钎、一人持锤、随时互换，称为“双换手”7。矿井中排水有龙手、换手，背荒有砂丁。在铜厂中，一座矿井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实体，只能属于同一个投资人或投资集团所有，因为如果矿井分属于不同的企业主分别经营，则很难顺利地组织生产。所以，根据云南铜矿中井下开采的这种大规模的分工协作状况，可以认为已经具有手工工场的性质了。如果矿砂出土后的捶矿、洗矿、配矿以至冶炼的各道工序，都是在同一个企业主的指挥下进行，那么这种手工工场的规模就更大了。
与云南铜矿相比，清廷对采煤业的控制要宽松得多。
清代北方用煤比较普遍，北京更是“炊爨惟煤是赖”1。在北方的直隶、盛京、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采煤业都比较发达，尤其是在北京郊区更是兴盛。乾隆中期，北京郊区已有在采煤窑二百七十多座2。
在北京西山门头沟的煤窑，多为投资者集资，向地主承租土地进行开采，采取分股合伙的制度。如嘉庆元年（1796），一座叫戏台窑的煤窑，就是由投资人焦士琮等十人集资开采。合同规定，其窑分为九百四十日个“日分”，地主得一百四十日，作为地租，剩下的八百日，由集资人按股份多少3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4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5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6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7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1康熙《宛平县志》卷6《艺文》，卫周祚：《罢玉泉山烧炭纪事》。
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320—321页。
分别占有若干日分。3门头沟煤矿所雇用的矿工，多系无籍流民，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每年七月以后，窑主“按公平时价，雇人工作”。到次年五月，估计京城内外各煤厂煤铺俱已储存足供五、六、七月所需的煤炭，煤窑就暂时停工，“以避盛暑煤毒”，矿工“即行散工”。可见这些矿工是具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与窑主之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门头沟，还有少数矿工属于“关门锅伙”，即被窑主诓骗入窑、勒逼工作、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劳动力。不过这种情况在当时也属于非法，遭到官方查禁，因此并不妨碍门头沟煤窑中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的存在。
清代在内地的手工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四川的井盐业最为显著，以下设专节论述，此处不赘。
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较之明代虽然有进一步的增长，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仍然是十分缓慢的，其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
从广度来看，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然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手工业还没有一个个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用自己的产品与农业进行交换的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特别是在手工业中居首要地位的棉纺织业，虽然在少数地区开始出现了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的趋势，但从总体看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耕与织仍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已经脱离农业的手工业中，普遍还是规模狭小的铺户作坊，以手工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为主，极少雇工，分工也主要限于家庭内部，只是属于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少数生产规模较大的手工业部门中出现。在地区分布上，虽然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已从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了内地，但在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萌芽还是寥若晨星、忽明忽暗，虽然预示了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此时仍然被自然经济的漫漫长夜所笼罩，距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还相当遥远。
再从深度来看，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刚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若干痕迹。
在一些手工业部门中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但劳动力的出卖还没有达到完全自由的程度。如在苏州丝织业的劳动力市场上，机工待雇，要由行头分遣1，说明劳动力的出卖还要受到行会的干扰。在四川的富荣盐场，烧盐工的“炎帝会”规定盐工必须入会才能烧盐，非会众不得烧盐，会首时常到灶上巡视，若发现非会众烧盐，即用烟竹片痛打、赶走。3《清代的矿业》第412、423、440页。
1康熙《苏州府志》卷2《风俗》。
劳动力的出卖甚至受到劳动者自己的行帮组织的限制。清政府对手工业工人集中的场所总是严加防范和控制。在苏州踹坊。清政府设有坊总甲长，稽查、弹压踹匠。在云南铜矿，官府派驻铜厂的长员设有枷杖等刑具，对违反厂规的矿工实行枷责或插耳箭游行示众。说明手工业工人还受到一定程度的超经济强制。并且由于官府禁止手工业工人为提高劳动力价格、要求增加工资而采取罢工，这就使劳动力的买卖上劳资双方形式上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关系也遭到破坏。可见在清代的一些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中，其生产关系与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关系还有一定的差距。
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发展程度也非常有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由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极其坚固，难以分解。农民家内分工的发达和农业与手工业以及手工业内部各生产环节的牢固结合，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也使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而封建剥削的不断加重，又使这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不断被强化，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严重障碍。此外，在自然经济结构相当稳定的情况下，地方性小市场的发展，不但难以起到瓦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反而更多地起到增强自给性、阻碍地区性分工和国内市场扩大的消极作用。
封建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清朝廷基本承袭了历代封建皇朝“重农抑商”的政策，这种政策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
清代前期，清廷采取了鼓励垦荒，对灾区实行赈恤、蠲免以及治理水患等措施，这就使清政府在加紧压榨农民的同时，又避免了小农经济的崩溃。清廷的“重农”政策实质上就是利用封建上层建筑的力量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结果是使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得以不断地延续，造成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
另一方面，清廷的“抑商”政策则直接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朝统治者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但要避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因此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虽然比明代有所松弛，但对工商业的总方针仍然是抑制而不是鼓励。清政府对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全国各地税关税卡林立，“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商人有时“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再加上官吏勒索舞弊，“以致商人裹足不前”。这对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清政府对手工业产品实行违反价值规律的限价收购的做法，不仅见于云南铜矿，在四川、广西、湖南等省的铜矿中、在贵州的水银矿、铅矿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封建政权以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对民间手工业进行直接掠夺，窒息了这些手工业部门的生机，商人宁愿求田问舍，将资金转向土地而不愿投入产业。造成这些手工业部门生产萎缩，使资本主义萌芽难以产生，即使产生了也难以茁壮成长。
清廷实行的闭关自守的政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这种政策的推行，又更加强化了自然经济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使中国手工业难以开拓国际市场，也使资本主义萌芽缺乏外来因素的刺激。
封建行会对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限制作用也不可忽视。清代手工业行会严格限制铺户的生产规模，规定招收学徒一般只能“三年一出一进”，即学徒期为三年，每次只能招收一名，“违者议罚”。行会抑制手工业的一切竞争，对帮工的工资水平，同业内有统一规定，如嘉庆年间长沙制香业议定，帮工每月工资为一串八百文，每日酒烟钱十文。手工业原料的采购也要受到行会的制约，如道光年间长沙明瓦业规定，原料必须“公分派买，毋得隐瞒独买，如有隐瞒独买者，公议罚钱二串文入公，货仍归公派买”。对手工业产品的价格同样也有严格规定，同业之内的手工业产品必须按统一价格出售，不得“私行减价”，违者受罚。行会特别排斥新来的竞争者。新来者要开铺户，要花费重资才能入行会，按长沙戥秤业规定，新开店者要交入会银二十两，演戏一台，并备酒席请同行，然后才能开张。新开铺户的地点也有限制，戥秤业的新开店者，要隔同行十家之外，方许开设。京刀业的新开店者，必须“上隔七家，下隔八家”。清代的行会往往还与同乡组织纠缠在一起，如“京师瓦木工，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凡属工徒，皆有会馆”。其封建的色彩更为浓厚。尽管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行会受到很大冲击，像南京丝织业中私人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事例，就表明在一些手工业行业中竞争已突破了行会的约束，但就整个手工业的情况来看，行会的消极作用仍不能低估。行会滞缓了手工业者分化的速度，使手工业普遍停留在铺户作坊的水平上。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局限于少数地区的少数手工业部门，都与行会的消极作用直接有关。
第二节四川井盐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清代前期，四川井盐生产工艺，特别是钻井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进入了四川盐井技术发展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小口深井阶段。这时有了“鱼尾锉”、“银锭锉”、“财神锉”等新型钻具，可打深井至三四百丈，这样就能把蕴藏在三迭系嘉陵石灰岩的丰富盐卤及天然气开采出来。此外，处理井下事故的器械也增多，对于井腔内发生的“走岩”、“崩腔”、“流沙、“冒白”等弊病，亦有一套完整的处置方法。这些工具，构造精巧，功用神妙，在当时堪称绝技。
清廷为恢复盐业生产，令民穿凿盐井，永不加课，兼之钻井技术水平的提高，因而“井灶大兴”，出现盐井数量猛增的热潮。据粗略统计，富荣场雍正时有井二百九十八，锅七百五十五，乾隆二十三年有井四百一十三，锅一千零一。南部县雍正时有井三十九，嘉庆时四百三十六。有的盐井产量极为可观，如富荣场“火之极旺者日海顺井，可烧锅七百余口，德成井水自井口喷出，高可三四丈，昼夜可积千余担”1。盐井的大量开凿，产量上升，盈利扩大，必然给盐业经营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以致在富荣、犍乐这样生产水平较高的盐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它的特殊性。首先，井盐不同于一般手工业产品，从原料收购到销售成品，都是由同一资本家完成，而井盐产品食盐是由封建政府控制，由商人以引盐、票盐方式在规定地区出售。此外，形式上也没有收购原料的过程，开凿盐井，取得盐卤及天然气，属于生产的范畴。因此，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在商品的生产领域：凿井、采卤和煎制，即井户、灶户、枧户的经营活动中，多少不等的表现出来。其次，井盐业中存在的租佃关系特别繁多而且复杂，土地、盐卤、天然气，以及器用设备均行租佃，契约形式多种多样，资本主义萌芽往往从这些租佃中有所表现。
清代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细密的生产技术分工。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载：“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而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这种估计当然是极其粗略的，其中除季节性盐工外，尚包括大量依盐场为生的小商小贩及其他劳动者。在大宁场，也许还把数万供应盐灶烧柴的农民计算在内。就富荣盐场而言，“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以巨金业盐者数百家”1。专业盐工确已超过万人。盐场生产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为盐业生产服务的其他辅助性的行业的种类和数量上。富荣盐场“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1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1。业盐人数空前增多，如射洪县“居民强半以井为业”2。乐山县，“城人半藉盐为市，风俗全凭井代耕”3。如此庞杂的生产体系和规模，很难视为手工作坊的范畴了。
与此同时，盐场内部的生产过程已存在较为细密的、以技术要求为基础的分工。“其人有司井、司牛、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4。富荣场按井、灶、枧大类分工，其中井上工种十五至十九个，用工五十至七十人；灶上工种五至十四个，用工十四至二十三人；枧上工种九至十一个，用工二十八人。盐工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山匠，系钻井技工；碓工，凿井之工，“凿井之工，岁停除日、元日”5，一年仅放假两天；辊工，负责井上提卤机械的维修；灶头，整灶技工；烧盐工，“烧盐之工岁不停日，盖天下之至劳苦者也”6。此外，尚有担卤工等。生产活动显然已超越了手工作坊的狭小天地。
第二，雇佣关系。富荣盐场盐工原则上是脱离土地羁绊、具有自由身份的劳动者。《三省边防备览》卷九载：“川中沃饶，为各省流徙之所聚。其它陆路来者无论已，即大江拉把手，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岁增一岁，人众不可纪计，岂山中垦荒、平畴佣工所能存活？幸井灶亦岁盛一岁，所用匠作转运人夫，实繁有徒，转徙逗留之众得食其力”。这些人浪迹四方，有的为生计所迫，“流而为匪”。有的在盐场取得糊口之机后，生活也就相对安定下来，故有人称“川中近年边腹之安静，得力于盐井之盛为多也”。他们是说不上有什么人身依附关系的。就是在边远的大宁县，“工匠外来者多，平日无事，不足以养多人至盐场筒、灶工丁逾千人，论工受值，足羁縻之”1。“境内盐场日聚数千人，待哺者众”2。这种外来工匠、待雇之人，其身份显然是自由的。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工匠是“得食其力”、“论工受值”的雇佣劳动者。这些人，只要有活干即获报酬。据档案材料载：“富荣厂原有烧盐匠一项人等，按月工资向有成例，自前清嘉道迄于光绪开办官运，均系一人煎烧五口，每口每月定价八百文计算。”3盐工地位与雇主平等。乾隆年间，犍乐盐场1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2嘉庆《射洪县志》卷首。
3同治《嘉定府志》卷4。
4温瑞柏：《盐井记》。
5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6光绪《大宁县志》卷1。
1光绪《大宁县志》卷1。
2《三省边防备览》卷9。
3《自井枧商李同富等为藉会要挟罢厂停煎授招工协恳明断一案报告书》，自贡市档案馆1—1—1。所雇帮工，“每日四十五文工钱，按月支给，同桌吃饭，平等称呼”4。“论工受值”还意味着按有无技术及不同工种付给工资。富荣盐场担卤工，“其力最强，担可三百斤，往返运送，日值可得千钱”。而山匠、灶头因有技术，“其值益昂”5。工价除按日、按月计算外，尚有“持签运水”6，即一担卤便得一签的计件形式。工资类型已经多样化。另外，技术不仅保证工资高，而且也决定了与井主的关系。灶头、山匠颇受井主重视，关系密切，地位突出，井主甚至把部分招工之权交给他们，表现了出于经营考虑而对技术工人的优待。这一切大致说明了富荣盐场盐工和井主间的金钱雇佣关系，盐工丧失劳力便丧失生计。故有歌谣曰：“跑丁不收手，老来要讨口！”“不要两头（老、少）要中间，害病老死喊黄天！”这些盐业“无产者”的存在，标志着盐业资本主义的产生。
第三，关于盐业资本家。四川盐井钻凿，耗资特巨。“井上工费或数万金，少亦万余金”。有的甚至“费至三四万而不见成功者”。花的时间也长，“常程可四五年，或十余年，有数十年更数姓而见功者”1。故经营盐井颇有风险，困难甚多。但是，“购卤股者，胜于买田，以债息速且厚也”2，却又是捞取丰厚利润的途径，不少商人、高利贷者将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转化为盐业资本。其投资方式主要有四种。其一，直接投资。清代富荣地区开凿盐井，投资者称“客伙”，拥有井基、厂址者称地主，双方签定凿井契约，称为“出山约”。客伙出办井费用，地主则出“一井三基”（井眼、车基、灶基、柜房基），再按比例分成。如乾隆四十四年契约称：“开出之日，地主每月煎烧七天半昼夜，蔡姓（即客伙）等每月煎烧二十二天半昼夜”。有的契约则是按“锅口”计算。所谓“天”或“口”，乃是因投资多少而享有的盐、气收益单位。富荣东场以每月天数划分收益，即将每月三十个昼夜分为三十班，又称三十天，三十日分，三十水分。富荣西场则将每月总产量分为二十四锅，称为锅口、锅分。
直接投资中，独资经营者极少，多系合资。嘉庆元年契约中，客伙竟达二十人，所占锅分三口者一人，二口者一人，一口者八人，半口者八人，四分之一口者二人。投资按“半口”为单位，数额当然要小得多，而且还不是一次投资，“所有佃价、淘费、修造、照口分陆续派逗”，多为按月缴纳，并规章严格：“每月清算，如有一月使费不清另邀开户，不得言及已前用过工本，亦不得私顶外人”。常有被取消股份资格的可能，这些人日后多成为大投资者兼并的对象。
4清刑部钞档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九日总督四川保宁题。
5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6《四川盐法志》卷2。
1《四川盐法志》卷2。
2民国《云阳县志》卷10。
其二，“做下节”。由于钻井耗资费时，有人办井多年，资金告尽，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在此关键时刻，一些投资者乘机顶井锉办，待成功后，分享、甚至独占成果，此曰“做下节”。出让者称上节，有的上节系“绝顶”，即收回全部工本，他日钻井成功，则不得分息。或者只收回部分工本，或者不收回工本，则井成功后，按成取得日分或锅分。如嘉庆初契约载蒋姓继王姓后做下节，顶日分六天二分半，余二十三天七分半由原上节继续按所占日分投资。
投资下节者，多认为该井所处地势优越，卤源丰富，前途乐观。虽然一次支付现金数多，实乃获取钻井成功捷径。如顺龙井深已达二百五十余丈，只因“天年欠丰，无力承办”，为福全灶所接办，竟然取得水、火净日分十五天。自然也有例外，有的下节资金耗尽，而井未成功，又得转顶他人。如果不立即寻找后继而造成停工住锉，则原之上节可将井收回，且不偿付工本。这样，前之下节作为中节，新顶之人又称下节了。如同盛井转顶蔡、万、寇、喻四姓，已达四节，前后历经七十五年之久。
其三，“佃煎”。富荣盐场拥有日分或锅分的地主，有的不愿直接经营井灶，遂予出租。有人便租赁现成井灶的盐卤及全套生产设备，加工食盐出售。这种佃煎有租期限制，五年、六年不等。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不仅要追回租金，而且要获取额外利润，当然需要在经营管理方面有所改进。从契约内容中可以看到，起初规定“水火消涨，不得异说”，而后佃煎者提出种种要求，出佃者不断让步。“自佃之后，如年限内有卤水不敷，凿掘下脉，刁下大小竹木，耽延日期，主人照数补足，使费银钱，主人认还”。租期满后，多“外敷六个月”，甚至“外敷一年零两个月为准”。表现的非常被动。由于出租者仍要对盐井的正常生产负责，必须继续投资，因此，这并非是一般性质的租佃关系。同时，佃煎者擅长经营筹划，利润日增，而出租者又多不善此道，到时也不一定收回井灶，以致租期延长，佃煎者态度愈加咄咄逼人，有的更乘势将井灶变相占有。如乾隆年间，“秦人某佃煎从弟井业，获资巨万，据势阻佃”1。使用权的地位更加突出。佃煎者的成功，应是盐业资本取得胜利的一种表现。
其四，“杜卖”。这是兼并小资井灶的一种契约形式。盐场中，有的小井灶户因“盐质甚劣”、“利亦微薄”，很难撑持下去，多为大灶户所并吞。文献称“大灶多系独资”，“购得卤权多，设灶亦多”。他们乘机“买卖移并，随时为价”，“一灶归并数灶”2，以致“为场雄伯”3，成为特大井灶户。
杜卖者在文契中多写明“情因负债难偿”、“力难自办”，被迫将自己1《李氏族谱·丹山叔祖传》。
2《四川盐政史》卷3。
3民国《云阳县志》卷10。
仅有的生产资料，甚至连同自己的劳动力在内，一起出售给了大盐业资本。由于大量商业资本向盐业资本转化，不少商人逐渐成为新兴的盐业资本家。道光初，陕商高某以银三千两与“李四友堂”合办联珠井，获利丰厚。道光十八年陕商某与“王三畏堂”订约，规定每凿一井，陕商出银四百两，收益客得十八天，主得十二天，十八年为率。在彭水，“清乾隆间，陕商支千裔来郁开凿新井”1。在云阳，“胡德荣移家盐场购卤买田，日益完富”2。犍乐场吴景让堂，其先“改营商业家益日裕，先后置牛华溪、五通桥诸井灶”3。陕西商人凭藉雄厚资本，在井盐业生产领域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4。成为盐业资本家，也即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舞台上最活跃的角色。
四川井盐业在清代前期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它异常幼弱，除在富荣、犍乐等场存在有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外，其他地方小井小灶为代表的小生产方式仍很普遍。如盐源场“井户多兼灶户皆极贫苦，利亦微薄”。忠县场“灶户灶房均系自业，形势甚陋，破房一间，灶一座或两座而已”。万县场“灶户皆贫苦之民作辍不常，夏日水淡，大半停业”5。就是富荣场的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面临的道路也是极其狭窄，前途很不乐观。除清皇朝的统治政策的压抑与销售市场的限制外，还有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盐场土地性质及地主地位。开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