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德军被迫停下脚步。
从1914年到1916年，德国将其民族纪律性，科学独创性和惊人的组织能力发挥到极致。1917年，大洋舰队争取来的战略优势期结束，百战陆军又在1916年的巴黎之战元气大伤，德国已经没有太多的潜力可供挖掘，两线作战的帝国频现疲态。
风起云涌的四月，除了在东普鲁士的约翰尼斯堡设立前线司令部的皇帝威廉坚信1917年同盟国形势一片大好，谁都知道这一年又将是毫无作为的相持战，帝国将在战争中不断被削弱，体虚至死。
平心而论，军需总监鲁登道夫已经尽力了。
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考虑，鲁登道夫推行的战时经济对德国工农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是从战争角度考虑，战时经济能够帮助战争德国在尽可能短时间内爆发最大的军工产能。
1917年，战时经济全面实行的第二年，它对军工产能的刺激仍有效，但是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早在战时原料处和战时粮食局成立时，德国就从最初的自由化经济变成受最高司令部“调控”的，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经济生活的全面军事化造成帝国工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1917年工业生产仅为1913年的62%，其中民用生产还不到20%。一些中小企业陆续破产或者被迫加入垄断组织，到1916年，全国已经有2000多家肥皂厂停工，1900多家织布厂被关停。一些侥幸没有倒闭的企业也朝不保夕。失业工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加入军队或者接受残酷的12小时工作制，可即便如此。随着军费不断攀升，马克被过量发行，通货膨胀使得军人和工人实际总工资收入下降了30%，铁路、煤矿和印刷部门工人工资甚至下降了50%。
农业同样不容乐观。军队和军工企业吸收了太多的精壮劳动力，农业生产缺乏劳动力和肥料，于是耕地被荒芜，农业总收获量比战前下降了差不多三分之一，谷物和马铃薯等农作物产量减少了一半，中小农户大量破产。
帝国从1915年开始实行食物配给制。限量供应面包和马铃薯，1915年之后，配给的范围不断扩大。1916年，巴黎之战透支了帝国的人力资源。造成粮食大量减产。去年寒冷的冬天，人们不得不用芜青甘蓝充饥。1917年四月，帝国再次深陷两线作战的泥潭后。战时粮食局面包配给量从每人每天160克减少至140克，并且掺杂了马铃薯、大麦供应，配额只能维持中等劳动力恢复正常体力所需的一半，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的场面真实地出现在了德国。
除了工农业生产下降，军工生产也陷入困顿的境地。皇家海军恢复实力后再次祭出其海军总参谋杰利科的“远程封锁”理论，用海峡舰队和大舰队截断大洋舰队辛苦打通的交通线。资源匮乏始终是同盟国获胜的桎梏。德国需要粮食、油脂、石油，需要优质铁矿石和硝酸盐。需要一切战略资源，战时经济对资源匮乏的禁锢毫无帮助。
两线作战，帝国资源的消耗是天文数字。纵使军需总监鲁登道夫权势滔天此刻也没了脾气。当然，鲁登道夫并非没有后手，可是他不想也不敢使用那张最后的底牌——让海蒂西莱姆重返德军总部。
最高司令部剥夺海军总参谋的指挥权的时候已经狠狠得罪了相对**的海军，且不提海军是否愿意为陆军火中取栗，用弱势的大洋舰队去挑战此刻兵强马壮的大舰队，提议重新启用海蒂西莱姆是必不可少的。
多格尔沙洲海战之后鲁登道夫就认识了那个风头正劲的年轻舰队指挥官海蒂西莱姆。鲁登道夫知道西莱姆是个可怕的存在，只要他重新出山顷刻就能收拾整合人心散漫的海军，最高司令部好不容易取得的海军军事指挥权也会被这位威望崇高的海军战神架空。
灾难远不止于此。工人、大学教授和部分工商业阶级一直都是海蒂西莱姆的忠实拥护者，既然鲁登道夫用战时经济取得保守派容克贵族和托拉斯财团的青睐，工人和中小工商业者没有理由不将海蒂西莱姆当成他们的利益代言人。
再者，最高司令部对政府和国会的打压使得政治家对军队普遍怀有情绪，而海蒂西莱姆是老首相贝特曼霍尔维希遗产的继承人，只要他重返德军总部，那些过气政治家和议员势必会聚集在海蒂西莱姆周围，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最后，海蒂西莱姆的存在会分走不少鲁登道夫的支持者。泛德意志主义和海军主义一直是德国这个后发海军强国的主流思想，出身海军参加过对外侵略战争的海蒂西莱姆或许比鲁登道夫更接近这两种思想的真谛。
最高司令部之所以能够支配这个帝国无非是帝国现阶段缺少既有威望又有能力的政治家，而海蒂西莱姆虽然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但至少具备这个潜质。也就是说只要给海蒂西莱姆机会，无论他本人愿不愿意，他必然会成为能够与他分庭抗礼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