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前人早有所知

这么不知不觉地就讲了一两个时辰!不晓得他们有没有感到累!想搞懂《道德经》,也是要费神的嘛!但现实世界里的世人,他们才懒得去弄懂《道德经》!只晓得别人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了,才问声“苍天啊!何来公道?”所以,想读懂《道德经》,也需有点有自觉意识才行!无疑,清风他们三个,还是蛮有自觉性的。这倒让我提得起劲来!

时间尚早,我还是得讲下去!

我知道世间就是如此,能容我说下都不错了!尤其是现实世界,这方面是很让人心痛的。

要感谢老子!他留下《道德经》,很有道理!反过来,自我在此界看懂了《道德经》后,我对现实世界也太失望了。几千年来,数典忘宗的人还少么?统治者都不大愿意老百姓们觉醒的,只是他们消灭不了道家而已。但好在《道德经》于常人而言,的确不大好懂!在这清虚界,我倒是觉得应该把《道德经》普及下去。毕竟此界没人限制你宣讲任何学说的嘛!

现在他们三个人,不正如痴如醉的等着我往下说么!

该说还说嘛!他们不睡觉,我就能说下去!

于是,我就又继续解说下去了!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此章老子讲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老子所说的“正”,就是“道”的本质:质朴纯正!即以诚相待,顺其自然,不搞心机。可以这样说,以道治国即以正治国!以区别于“以智治国”。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就是说治国要用“正道”,用兵得靠“奇谋”。平定天下靠的是不滋扰人民(即“无事”)。所谓“正道”,即“道”之本质,如树以树干为正。虽说万事万物皆有阴阳两面性,但阳为正,阴为负。即阳主导阴。这就好比阴影的移动是由阳光的移动来决定的一样。所以,谋略上也讲究个阳谋,阳谋其实就是正大光明地创造了充足的条件,事物就会必然向那方向发展。比如着名的《论持久战》就是阳谋,纵使敌人知道也无解。当然,相对应的就是“阴谋”了,是背着针对对象创造一些条件,抓住一些偶然机会而使被针对对象陷于不利环境。“以奇用兵”其实说的就是用兵要多用阴谋,这在兵法上而言就叫“兵乃诡道”。

老子此处仅提了下“以奇用兵”用以对仗“以正治国”而己,并没有深入地去说如何用兵。即便如此,“以奇用兵”也成为了兵法上金科玉律一样的名言。可见,《道德经》真不愧为万经之王!

“以无事取天下”则是老子一贯主张。他在前面第四十八章就说过“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不扰民,让人民顺其自然自由发展,自然而然地就能实现民富而国强,这即是老子紧接着所列举的圣人之言“我无事,而民自富”。道家这种治国理念,到后来被一些有识之儒家人士称之为“予民休生养息”。当然,他们的目的并不似道家那么纯粹,所以做法上也不彻底。简而言之,老子此处提的“以正治国”就是要以诚待民,真正地做到一切都是为了发展民生,而不是去算计、奴役老百姓。老子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是从反面上论证不以正治国而造成的社会不安宁状况。“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中的“忌讳”不是简单的一些言行上的忌讳,而是统治者限制老百姓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即限制命令太多,人民不能自由地生产与生活,那老百姓就会越发的贫困。

这其实就是希望统治者能有开放的态度,不要囿民!直到两千多年后,我们中国才终于享受到了这一观念的巨大益处。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则是说春秋末期的社会现实了。

那时国家没有管控武器,民间狩猎也好,自卫也好,制些刀剑弓箭之类的备用也正常。包括为服兵役而自备的武器装备。因为那时相当于实行的是府兵制,战时家家户户派人服兵役,自带装备。(这在《木兰诗》中有所反映)。但若这些利器成了家家户户都必备之物并且多了,就说明一个家庭要经常多人服兵役,或用以民间械斗之类的。这就可想而知社会多不安宁,政治多么昏暗。

当然,这种情况就催生了墨家(墨家的根本点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起到了保护民众、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的)。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这点老子本着实用主义,对艺术进行了否认。

道家讲究朴素,物以致用是他们的起码价值观,所以他们对精神文明方面是有所忽略了的。“伎巧”本应指歌舞一类的能力,当然也包括某些特技(如杂技或“霸天举鼎”之类的出众之能)。伎,表演者。老子以此来概括他心目中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事物,包括艺术品创作。

老子认为,人们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去弄这些,不过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喜好、弄些奢侈品(如玉佩)之类供赏玩的东西出来罢了,反而会助长“贵难得之物”的浮华风气。

诚然,老子不重视艺术甚至有点儿反对艺术创作,但他也看到了一点:社会过于热衷文艺,造成世风浮华也是不好的。就好比明星大腕们被捧上了天,民众出现追星狂潮,也终究算是不良影响吧?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也是个问题。

但胡寄窗说老子反对工艺技巧而视之为社会祸乱的原因,则是扩大化了。老子肯定不会反对有实用价值的发明创造!不然他何以会以“大器晚成”及“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之类的话来作论据说明一些道理?他只是想强调“圣人为腹不为目”而已。

其实,老子是支持民间艺术的!他在后面关于小国寡民的论述中,也有“乐其俗”的说法的嘛!他所反对的不过是代表着奢侈的奇技淫巧而已!

人无完人,老子有一定局限性也正常的。

至于“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也如此。老子主张“行不言之教”而使社会自然安宁纯朴。他并不认为老百姓是靠统治者的严刑峻法管乖的,他那时代也不可能具有依法治国的概念。在老子以及之前的古圣人或许都认为法律仅是用来协调人们的生活而已,并不指望靠法律来管理好社会。当然,若真达到“圣人之治”那样教化好了民众,的确再完备的法律也是虚设。但没达到那种程度,总得要有法可依来惩治奸恶之徒才行。

不过,老子此处只是想用“滋彰”来显示一下统治之无能而已。即不以正治国,就没有抓住治理社会的根本,民不聊生。再怎么强制严令,盗贼也会越来越多。这说的其实就如“逼上梁山”一个道理。

乱世用重典,许多统治者都这么做的。但他们想以此来掩盖自己无能改造乱世成为安宁和祥之世,往往只能适得其反!

而朱元章挺不错,他就双管齐下。大力发展民生之时又严惩贪官。但值得说明的是,他的重典,没有针对老百姓,故明初不像秦末与隋末。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翻译一下就是:所以圣人说:“我不去想我要建立啥子功绩,就那么顺其自然领导下人民,而这么样就使老百姓自觉归于教化了;我好静不喜搞出些扰民的事来,老百姓就自然地纯正了;我不扰民生事,民众自由自在地生存与发展,他们就自然而然过上了富足日子;我没贪欲,不与民争利,老百姓也就不争利,自然地变朴实了。”这是老子直接引用圣人之言来正面论证“以正治国”了。

圣人之言肯定是老子学习历史所得来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无为而治的观念也并非老子所创立或提出的,而是圣人所说。故《道德经》可以认为是老子对“圣人之治”的深入阐述而已。

第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章老子讲行政要“有正”、有度,忌过犹不及。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这句说的是:(有道的人)行政显得有些平淡沉闷,没什么大事发生,好像任何时候都是那个样子,人民却淳朴忠实。(这其实指的圣人那种“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的行政方式)。(无道的人)行政苛严,似乎事无巨细都看管着的,但老百姓却十分失望(“缺缺”,缺失的样子。)。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是说:不好的事情却有福报倚存;(老子以此暗指“其政闷闷”,看起来不怎么好,却能取得“其民淳淳”的好效果。)看起来挺好的事,却潜伏着祸患。(暗指“其政察察”,看起来很不错,但潜伏着使民“缺缺”的弊端,最终可能会导致全盘崩溃。)这祸福相依的道理,哪个能够彻底看透(知其极)呢?

“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就是说心中无道(不守正),好事也会办成坏事(即“正复为奇”),善事也会变成扰民害民的恶事(即“善复为妖”)。老子说这种表面上为老百姓着想、为天下计却弄成祸国殃民的事的可能,就是因为统治者“心中无正”。

“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翻译一下就是:人们(这儿主要指那些“无正”的统治者)这方面的迷惑(指对“一厢情愿地好心办坏事”的迷惑)由来已久了。所以圣人们处事方正但又存异求同,能与大家融为一体(不割,即不割裂);廉正有棱角(廉,本意指方形堂屋,有棱角)而不伤害人(刿,即刺伤);直率而不放肆,光亮而不刺眼。老子在此以圣人的风范劝诫统治者行政不可极端,不要自以为是地想当然而为之,要心中守正,又兼顾众人。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此章老子讲持俭积德,稳固发展,最终立于不败之地。相当于后世所谓的“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之策。

“治人事天,莫若啬。”“啬”即俭。“吝啬”就是节俭嘛。此句是说:替老天治理百姓,没有哪样方法能比得过持俭的。“事天”就是为天做事。古代统治者都打着“替天治世”的旗号进行统治的,所以他们再怎么抬高自己的地位也顶多称之为“天子”而已。秦始皇由于驱逐了周天子,才自称皇帝,把自己比肩于三皇五帝。当然,古时很多统治者替天治民主要是收税和分派劳役,他们更重要的活动便是祭天。直到清朝,祭天都是朝廷的大事。天坛就是修来举行祭天仪式的。道家一直主张“见素抱朴”,倡导俭朴。老子一直认为奢糜之风是造成天下纷争、人心不古的根本原因。因此,治世最好的办法还是要持俭。老子说他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其实就是他为统治者谋划的治世纲要。

“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是说:节俭,就是早做储备。“早服”即早作准备的意思。持俭治国,能够节省开支,增加国家储备。待及有事,也有底气应对。比如遇到饥荒,就可以拿出国家储备来赈灾,社会就能安定下去。所以“早服,谓重积德”(即早作储备,就是在为保障民生作准备,就是注重积德)。而“重积德”,可以使全民一心,就能达到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无不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不晓得其能力的极限了(即“无不克,则莫知其极。”)。不知他能力极限,他就完全配得住掌管国家(即“莫知其极,可以有国。”)。他掌管国家如果有道,国家就一定能长久。(“有国”即享有的、掌管的国家。古时封建制下,国其实是王的封地而已。“母”即“道”。“有国之母”的意思就是治国有道。)这就是打牢基础、目光长远、能长治久安之道啊!

老子这持俭治国之道的确也很有道理,应该算立国应该注重的根本原则之一。作为统治者,管理一个国家,量入为出,适当储备以增强国力是必须该考虑的。国家中兴,不可躁进;代代持俭积累,终可府库充盈,想不强大起来都不行!汉武帝有文景之治积攒的储备,才能横扫匈奴。隋文帝一生节俭,也为杨广积攒不薄的底子,可惜杨广太会花钱了。汉武帝花完祖上的钱就盯着天下豪强的口袋和商业利润,杨广则只能横征暴敛了。至于历朝历代,不乏败家皇帝及贪官蛀空国库终取灭亡之例,就不足一一道来了。”

我铆足劲一口气给他们足足讲了十章。也许是我讲得太好了,到后来他们三人只是听着,居然一点岔都没打下!

不知不觉,已近子时了。子时练气,这是大家都养成好了的习惯。我便没有再讲下去了。我们四人,干脆就在这讲经堂里,一直打坐到了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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